今年的中美贸易博弈,被各方普遍与历史上的日美贸易摩擦相对比,希望从中借鉴经验、吸取教训。曾经参与过20世纪90年代初日美贸易谈判的日方专家有个说法,日美贸易摩擦中日方财经团队在立足本国利益底线的基础上,也希望以外部压力来推动国内相关行业的改革开放。这种思路在当下的金融环境中,也有参考意义。因为改革需要自身的触动,开放也需要一些外部的压力。
在这一大背景下,我国全方位扩大开放的思路不变。具体到期货行业,以开放促提质,以开放促行业竞争力的提升,这是行业面临的一次蜕变机遇。
2000年以来,国内期货市场完成了量的扩张的打基础阶段,开始面对质的提升的产业承载诉求。在这样的新起点之上,推动扩大对外开放,以压力推动更高层次的竞争,可以实现行业整合与进一步的提质增效,最终全面提升国内期货行业的综合竞争力。
我们国家的对外开放,经历了早期的“求仙人”阶段,当时的三免两减之类的措施,是超国民待遇,更多体现求帮扶的心态。后来又经历了“门难进”阶段,特殊领域和特殊利益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态。因此,不同发展阶段的对外开放,与内外之间的实力差距所对应的底气强弱,有很大关系。
如果我们把对外开放当作寻求合作伙伴或者比赛的竞争对手来看,条件相当优势互补,自然最容易擦出火花。以这个角度来衡量,目前我们期货行业发展条件下的扩大对外开放,时机也逐步成熟。
从交易规模量的扩张角度看,最近两年统计的全球交易所商品成交规模前四强中,中国就占了三强,还想怎样?
从国内期货市场的品种体系完善角度看,包括原油期货在内的大宗商品我们已经补齐,部分独此一家的商品也顺利推出并实现平稳运行。
从国内自主品种的期现结合功能机制的探索角度看,包括黑色系和化工系重点品种的价格发现功能相对成熟,保值效能仍有待完善。
从衍生产品体系完善角度看,我们的场内期权市场推广从农产品(000061,股吧)开始向工业品延伸,场外期权的业务推广也初步成形。
从期货行业的业务限制松绑角度看,传统经纪业务、投资咨询业务、资产管理业务、风险管理业务都明确了资质准入,利于期货行业向风险管理运营商的综合能力提升转型。
从期货行业市场竞争梯队差异角度,资本实力、业务细分竞争、梯队深度等方面都开始分化,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一、二线梯队开始巩固。
期货行业、期货市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需要探讨完善的争议点可能是公平与对等如何完善落实。公平体现在负面清单准入和国民待遇的非歧视,公平也体现在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协调,对等体现在开放步骤上,我们部分要素市场的定价机制等,会制约对等与公平的开放实施。
扩大对外开放,对行业的影响自然会体现在竞争能力的变化上,更直接的体现则是会促进行业一、二梯队的竞争整合。行业领先的第一梯队在对外开放扩大后,会吸引强强配的国际资源,也会在对外交流合作增加的基础上形成优势更加稳固的领跑者。行业第二梯队在产业优势培育和相对市场细分中也更容易形成“国际系”的阵营,开放资本的竞合引导下,第二梯队的行业整合力度会加大,综合实力的提升会更加明显。相对受到冲击的可能在于第三梯队,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会面临更多挑战者,寻求对外合作的机会也需要比第二梯队更多的努力和利益让步。
行业竞争和对外开放带来的提质增效,与供给侧改革类似,往往是落后和淘汰类的低效产能退出,内外衔接相互促进的市场增量会有一定空间,增长极预计仍会集中在金融类衍生业务线条上,商品市场业务环节的马太效应会继续分化呈现。
提质增效的检验标准,是期货市场服务实体产业功能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国内期货市场重点品种不但要在量上,而且要在定价效率上形成国际比较优势,在供应链或需求链的主区域上形成“中国声音”。
政策监管环节上,将归市场的还给市场,将归监管的强化本原,做好市场基础服务的系统运营商,利于在对外开放的大环境中更好地筑巢引凤,百家争鸣。
(作者系倍特期货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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