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代新规应当立体监管顺水鱼财经

编者按：巴塞尔协议Ⅲ是金融危机后拯救金融机构的苦口良药吗？强调资本监管的巴塞尔协议Ⅲ对' 中国银行业有什么启发？在巴塞尔协议Ⅲ框架下' 银行资本储备是否越多越好？巴塞尔协议Ⅲ还有什么不足之处？上海金融学院国际金融研究院的学者各有见解……

当巴塞尔委员会最近将有关银行资本金的新规公诸于众时，冠之以“未来向金融危机告别”的标题，暗示纳税人应该为这项政治上的大胆改革而喝彩。但实质正如标题所示吗？

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监管者到目前为止仍不能纠正造成这次金融危机的错误机制。导致这场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大金融机构内部蔓延的高得离奇的杠杆率。就巴塞尔的这个新规来看，危机重演的概率依然高得让人寝食难安。

关键在于一种被称为“风险加权资产”的东西。当巴塞尔委员会讨论法定最低资本金比率时，指的是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间的比率，而不是资本与总资产间的比率。这表明监管当局的意图是不允许金融企业持有较多的高风险资产，但即使满足了8%的最低资本金比率，只是意味着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之间的比率为8%，此时资本与总资产的比率可能要低得多。杠杆率则代表了资本与总资产间的比率，因此若一家银行的风险加权资产占总资产的权重很小的话，该银行在满足巴塞尔Ⅲ要求的资本金比率后，回旋的余地依然是巨大的。也就是说，依据巴塞尔Ⅲ的监管规则，银行照样能继续维持高杠杆率的运作模式。

欧盟议会和货币经济事务委员会的官员Sharon Bowles认为，巴塞尔Ⅱ中有一些非常好的条款，问题出在它的第二支柱（PillarⅡ）条款上。假如这一条款已被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恐怕我们永远不会遭遇此次金融危机。而实际情况是，没有监管者遵循这一条款履行职责。其实这一条款也只有在智能监管体系下才奏效，因为哪一个国家的监管机构带头执行这一条款的话，势必会导致本国的金融业处于竞争劣势。

巴塞尔Ⅲ又能怎么样呢？它提出了四个层次的资本金要求基本层（a base layer）的要求是5%，另外设了警告水平（warning-level）的资本金要求，接下来是缓冲层，最后是系统层面。

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递进的干预”这一理念令人费解。虽然第二层面的资本金准备很好理解，但其他层次资本金的需求机制就不容易设定了，让人联想到有些类似于巴塞尔Ⅱ中的第二支柱巴塞尔Ⅲ中的四层次资本金拨备是否仍需要仰仗监管层的判定与决策？因为目前我们尚没有现成的资本金自动动态配置机制，于是银行“缓冲层”的资本金不会随不同的经济条件而自动调节，而是需要监管层对经济形势进行判断，再要求银行补充资本金。对于如此难以驾驭并反复无常的市场，要做到资本金的调节自如谈何容易。

但英国金融监管局（FSA）主席Adair Turner对巴塞尔Ⅲ新协议的评价与前种观点大相径庭。他认为，新协议是监管决策的一大进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提升银行资本和流动性的管理水平。

他批评那些认为新规对资本金的要求只有微小变动的观点和认为银行对监管当局的游说已明显阻碍了监管改革的意见，认为他们都把问题看得过分简单化了。

首先，资本金体系的改革改变的不仅是资本对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而是同时改变了这一比率的分子（以权益资本来计算）和分母（采用了量化风险的做法）。这两方面变化的综合效用显然比最低必要股本从2%升至7%的意义要大很多，非一些评论家所认为的细小变化。

其次，我们虽然希望银行的资本金和流动性在将来能有显著的提高，但如果马上要把它们提到一个高水准的话，势必将阻碍经济的复苏，于是才需要权衡。国际监管者和各大' 央行的银行家们在去年反反复复地争论了一年，他们必须考虑不同国家的不同起点，各国对银行融资的不同依赖程度，以及其他政策杠杆对银行信贷紧缩进行削弱的不同影响程度。现实是，改革后出台的巴塞尔Ⅲ规则是能在不危害经济复苏的情况下显著提高银行系统复原能力的体系。

虽然巴塞尔Ⅲ很重要，但它并不是全球监管改革的终点。它的监管措施必须与系统约束“大而不能倒”的重要金融机构的措施联合运用才行之有效。只有做到这一点，将来的纳税人才不必为银行倒闭再次“埋单”；金融市场才有可能在大银行倒闭前了解其经营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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