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财经》2019年会现场对" 中国资本市场发表了一篇犀利的演讲,他指出当前中国股市存在政策市、资金市和监管套利三大问题。监管部门过于关注股价并把这些数据引作衡量股市发展的政绩标准。李扬提出,要保护散户投资者,降低市场“赌性”。监管机构救市必须“于法有据”。
李扬坦言,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并不如人意。特别是股市似乎并非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也未能为管理风险提供新的机制,反而有时成为经济波动的导因。在李扬看来,中国股市重筹资而轻投资,没有助力改善企业治理机制,也没有改善中国的融资结构,并未发挥中国企业杠杆率的作用。
李扬指出,上述问题来源于三大原因:政策市、资金市和监管套利。
中国的资本市场被赋予太多政策目的,经常成为“扶贫”的手段。李扬表示,这在一定程度上以扭曲资源配置的办法(其核心是严格的资源配给和审批制度)使社会金融资源流向无效或低效率的领域。
而政策市的一个衍生结果就是监管部门过于关注股价、融资额、交易量、总市值等,并把这些数据或明或暗地被引作衡量股市发展的政绩标准。“这与经济上的‘GDP至上’异曲同工。”李扬说,“在股市调控中,股指几乎成为唯一的风向标。”
李扬说,当前政策过于期待牛市行情,使得监管当局的功能、地位、手段及其调控政策出现了持续性偏差。
李扬认为,中国股市的第二个问题是“资金市”。股市动态既然不能反映经济的走势且不为企业经营状况左右,便会受到资金规模及其流向的强烈牵引。
李扬说,历次股市的震荡都是传统“资金游戏”的重演,更有甚者,有时甚至间接或直接引导银行资金“加杠杆”。“中国股市从来就不缺钱,缺的只是正常、有序的交易机制,缺的是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环境。”
李扬直指,将中国股市的问题误判为缺乏资金,从而每遇到问题便停止IPO,每遇到问题便向股市注资,是历次调控效果不彰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中国股市还存在“监管套利”的问题。李扬称,监管套利已成为扰乱市场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令人眼花缭乱的合作、嵌套、通道、质押等,结果都是将信贷资金引向股市,致使股市运行成为中国杠杆率不断上升的原因之一。反过来,一旦着手清理杠杆,市场便会“失血”。
李扬还认为,在产品层面和市场层面“混业”趋势已然成为趋势的情况下,依旧画地为牢,引致的“过度监管”、“监管共振”和“监管真空”并存的矛盾日益尖锐。
在李扬看来,未来,中国建设资本市场必须从国情出发。“舶来”制度未经本土化改造难免将造成“南橘北枳”之变。
他提出,首先,要处理好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关系。间接融资为主既然是长期无法改变的国情。筹集长期资金就不能拘泥于资本市场,还须向间接融资体系内寻找出路。而重资本形成,重“草根”资本市场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要义。
其次,要端正致力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理念。必须创造有效的机制,选择效率最高、最有发展前途的企业上市。必须提供各种条件,为上市公司提供再融资便利,助其兼并重组,不断提升公司水平。
李扬强调,要迅速改变以审批为主的监管架构,尽快全面实行注册制,加快不良上市公司推出机制建设。
第三,李扬认为,要保护投资者,降低市场“赌性”。中国资本市场上散户投资者为主也是短期内难以改变的国情,应顺应这种结构,创造条件,保护好投资者,特别是散户。
李扬说,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应该实施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持续加大对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和打击力度。对大股东及高管的套现行为做出严格规定,停滞大股东幕后的大宗交易和转让等。
李扬强调,要创造让散户不通过反复炒作,而是通过长期持有而赚取长期收益的机制,使得散户成为市场稳定的力量。其中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就是严格要求上市公司现金。多数公司都不遵守监管当局的规定,不派发或很少派发现金股息。
第四,是法制严密、有效监管。要纠正监管机构的定位偏差,强调监管机构的工作重点是监管,而不是把行业做大做强。
“监管当局的所有行为,特别是救市,必须‘于法有据’,而且,宁救企业,不救股指。”" 李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