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中国式“养老焦虑”顺水鱼财经

今年的“美元，国内养老金“空账”规模却逾1.3万亿元。如何加快建立健全养老社会服务体系，如何实现“老有所依”，成为考验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严峻问题

“长寿”是中国人一直以来的梦想，“颐养天年”被视为是辛勤劳动一辈子后的最好奖励。然而，在经济社会中，老龄化社会还带来另外一面，即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大和养老资金的紧张。

2010年，中国老龄委办公室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67亿，占总人口的12.5%。这个数字超过日本人口总数，相当于广东、广西、江西三省区的人口总和。不过，这仅仅是个开始。中国老龄办副主任吴玉韶3月初在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到2015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16亿，约占总人口的16.7%，年均净增老年人口800多万，超过新增人口数量。

有专家预测，按照目前的情况，2000—2025年，中国老龄人口年均增速将达3.3%，2020年约占总人口的18%，2050年占比将超过30%，这意味着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老人。

根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制定的标准，当一国60岁（含）以上的人口比例达到总人口10%时，便意味着该国家步入老龄化社会行列。“现在老龄人口是以每年3%的速度快速增长，同期人口增速是0.66%，老龄人口是人口增速的5倍多。而且老龄化速度在东部地区更高，浙江、上海两地都达到了4.5%。”有民政系统人士对目前中国小跑进入老龄化社会深感忧虑，因为我们“老”的速度太快，而“富”的程度却又显得过于迟缓了。“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时候，人均GDP在5000到10000美元，而我们国家在1999年进入老龄化的时候，人均GDP只有806美元，即使去年也不到4000美元。所以我国人口老龄化阶段的经济实力相对较弱。”

与此同时，独生子女的特殊国情，也使得中国的老龄化进程更加复杂。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国内形成了4个老年人、1对夫妇和1个孩子的“四二一”家庭结构，在“养儿防老”的传统理念下，唯一的子女将承担赡养老人的大部分重任。这种压力直接关系占社会1/3比重人群的和谐稳定，使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养老挑战。

去年7月，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发表研究报告称，中国养老金“空账”规模大约为1.3万亿元，这一消息迅速引起人们的关注。郑秉文表示，上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企业职工实行的是单一的养老保险制度，90年代确立了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新制度规定，养老保险由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两部分组成，社会统筹由单位负担缴费，目前为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20%，个人账户则由职工个人缴费，缴费比例为个人工资的8%。那些在养老保险制度确立前的职工，向他们支付的养老金由后来缴费者负担，由此带来制度成本。统账结合制度确立后，一些地方大量动用中人和新人积累的个人账户基金，支付当期养老费用，即“今天的缴费者养着昨天的缴费者”，因此形成规模巨大的“空账”。此前，主管部门唯一一次公布养的老保险“空账”还是原劳动保障部公布的截至2004年的数字，为7400亿元。

郑秉文指出，“空账”规模的扩大，除了当初制度设计的问题，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养老金账户投资的收益率低于CPI，因此每年都要损失几十亿，如此积累，“空账”规模扩大是必然结果。在他看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保值应该包括三个含义：一是票面保值。100元就是100元，没有挪用和投资亏损。二是盯住CPI，否则就是贬值。三是保持购买力。过去10年，城镇社平工资增长率为15%左右，就是说每年养老金的实际购买力是下降的，达10%左右。

“2009年，中国养老金累计结余1.25万亿元，五险累计结余1.93万亿元，但中国养老金账户投资的收益率不到2%，面对高于收益率的CPI，形成了福利的巨大损失。”郑秉文针对上述数字分析称，过去9年里，CPI平均为2.2%，意味着养老金账户每年损失几十亿元。同时，由于城镇社会平均工资过去10年平均15%的增长率，使得养老金的实际购买力下降。

这个观点与此前世界银行测算的中国养老缺口大致吻合。该报告称，以目前的人口与养老模式推测，2001年到2075年，中国养老金缺口达9.15万亿元，而这还未考虑货币购买力贬值因素。

政府“兜底”模式需要改变

中国式的“养老焦虑”在国内经济发展较快的上海、浙江、广东等地已显露无疑。以上海为例，2011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上海市委提供的一份调研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8月，占上海市退休人员89.12%的302万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已经低于全国社会保障的平均水平，与广州养老金每月2057元相比，上海要低386元。与此同时，目前上海城镇单位社会保障缴费率已高达44%。加上个人社会保险17%的缴费率，上海个人加企业联合的社会保险缴费率已达到工资水平的61%，几乎不存在继续上调的空间。

作为全国最早迈入老龄化的城市，上海30年间人口老龄化程度一直位列中国之最，并于1993年起，进入人口自然负增长阶段。从2005年到2008年间，上海市以平均每年新增10万老人的速度发展。截至2008年底，上海市的老龄人口比重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每3个在职的上海户籍人口要养两个退休者，而全国平均是3.2人养1个人。根据上海计生委在有关上海人口课题中进行的预测，在维持现行户籍政策和退休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到2020年，上海的赡养系数将急剧上升至70%，而至2050年，将高达90.1%，即接近于一个在职工作人员抚养一个老人。

为此，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坦言“压力很大”。俞正声表示，目前上海的退休金是现收现支，退休金的收入来源不够，为此政府财政每年要拿100多亿元往里填。事实上，上海市在2008年曾经花了170多亿元，用于弥补包括养老金在内的社保窟窿，占当年上海市本级财政支出的18%。这其中大概花了70多亿元用于弥补养老金窟窿。10年前，上海市的养老金赤字只有7亿多元。但不断加速的老龄化，仍将继续拉大社保缺口。“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依靠并提高财政支出比例为上海社保基金托底的情况将长期存在，甚至会越来越严重。”俞正声说。

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下，上海已连续多年没有大幅度提高退休金，同时，不断地上调社会保险缴费率也使企业的经营成本上升。为此，一些企业开始向周边地区转移，上海本地的经济活力为此受到较大影响。除了上海，目前浙江、江苏、天津、广东等地都陆续进入老龄化，其中有些地区的老龄人口已占20%左右。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钟伟指出，类似京、沪、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到2027年，预备1000万元养老也未必够。这样算下来，养老金只是靠国家兜底并不是长久之计。如果不改变现有的养老金模式，上海出现的财政问题将会在全国范围内蔓延。

在“两会”上，来自上海的人大代表葛剑雄提议，政府能不能从现在的税收中拿出一部分建立养老基金，加大投资力度，解决收益率跑不过CPI的问题。同时，政府配套系统能否支持老年人利用地域差价养老，并提高养老院的服务，改善老年人生活水平。

引导资金进入“社区养老”产业

统计显示，我国目前仅有各类养老机构38060个，拥有床位266.2万张。这个数字与1.67亿的老龄人口相比，无疑是“杯水车薪”。据民政部门调研，在上海、浙江等地，增加一张床位即便不算土地成本，也需要16万元。按照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各类养老床位数30张计算，共需要新增床位400多万张，仅此一项，保守估计需要投资超过4000亿元。由此可见，光靠增加养老院、建造福利机构来应对老龄化，还远远不够。为此，一种养老社区运作模式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与机构养老相比，该模式似乎更符合中国的特殊情况。

“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保集团公司总裁吴焰建议，应支持保险资金积极参与养老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尽快制定出台保险机构投资养老实体的具体管理办法，在土地出让和建设使用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措施，支持保险机构投资养老社区。“建议尽快制定全国统一的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等级标准，明确相对应的行业准入门槛和服务规范。可以考虑将保险资金投资养老社区作单独投资类别管理，根据各类保险机构的资金运用规模、资金管理能力和经营历史情况等，对该项投资比例实行差异化、弹性制管理。”

统计数据表明，老龄人口发病率尤其是慢性病发病率是社会平均水平的2-3倍，对健康保障服务的需求是一般群体的3-5倍。吴焰表示，引入保险机制参与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既能形成养老服务与养老保险的有机对接，又可以充分挖掘保险企业在健康管理和医疗服务资源管理方面的经验和优势，为老年人提供增值服务，延伸养老产业服务链，有效缓解老龄化社会的压力。

另外，吴焰还建议，可加大对养老服务机构和相关从业人员的税收优惠力度，例如，可以根据养老服务机构的类别和等级等，减免或缓征其营业税、企业所得税、机构和个人购买养老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等，给予税收减免、递延纳税等政策优惠。

针对国外一些城市“以房养老”的案例，吴焰表示，可鼓励保险企业根据我国国情，加大对城乡居民个人保险保障模式的研究，将商业保险与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结合起来，精心设计提前与养老社区服务相衔接的、能够切实满足不同年龄阶段上的老年人实际生活需要的保险产品。

据悉，目前中国人保正在论证“反按揭”养老保险的可行性，该产品由投保人将房屋产权抵押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按月向投保人支付给付金，直至投保人死亡，保险公司收回该房屋，进行销售、出租或拍卖。

融资手段，另一方面开辟社会长期资金的有效投资渠道。”

除此之外，还应加大对养老产业的监管力度。“发达国家对于养老产业有严格的监管政策和较高的检验标准。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关市场予以规范，对于养老机构的医疗保障、医疗护理体系，也没有资质认定和监管，导致市场处于一种不规范状态，老年人难以得到有效的养老服务。”因此，国家应根据老年人养老需求的差异，尽快研究并出台养老产业的准入标准、养老社区的建设标准、运营管理标准和动态评估机制，保障养老产业科学规范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