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2010年度“幸福投资”调研报告简述顺水鱼财经

俗语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又是万万不行的。钱不万能，因为钱买不来长寿、买不到真正的爱情、换不来青春……但钱却可以换购一种让自己幸福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穷的只剩下钱，肯定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幸福；但有了钱，人们的确可以更自主地选择适合自己和家庭、让自己更幸福的生活方式。

中国人的投资心理以安全、稳妥为主

相反，月均消费支出占总收入的比例越高，月均还款比例越高，经常加班，家庭杂务较多，得不到充分休息，较少有机会出外休闲以及职业地位越低的人，其总体幸福感指标也就越低。因为他们大都没有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经济能力，只能无奈地让生活牵着鼻子走。这种不自主的生活感受必然要降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进而减低人们的幸福感。如果不加干预和疗救，相对剥夺感就可能升级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加剧社会冲突。

与家庭收入非常相关的一个领域是投资理财。投资这种“生产”行为不只是“资本家”独享的“资本”经营方式，它已经步入普通人的生活之中，成为普通人理财的重要手段。这是人们生活富裕程度的一个指标，同样也体现了人们经营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度。研究发现，有较多净流动资产进行投资理财的人，总体幸福感也较强。这表明人们不光能决定怎么花钱，还能决定自己怎么挣钱的心态。那么人们通常选择哪些投资理财方式？哪些理财方式会带给投资者更高的满意度呢？

综合来看，在投资理财方面，选择银行储蓄、购买股票 和基金以及购买保险的人居多，但人们对这四种理财方式的投资回报满意度却较低。购买' 信托产品与投资' 期货的人较少，不过人们的投资回报满意度比较

高。这说明，中国人的投资心理主要仍以安全、稳妥为主，不求收益高，但求风险小。而且通常人们用于投资的资产也不超过净流动资产的一半，这也说明人们的投资理财行为也以稳妥安全为主，比较理性。

具体看来，人们的净流动资产总量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人们的理财目标。相对而言，资产量越少，越看重通过投资理财应对通货膨胀的功能，而资产总量越高，则越希望通过资产投资实现资产快速增长。就理财方式来说，尽管人们的净流动资产总量处在不同的水平，但无论哪个水平的人首选理财方式还是投资股票 ，其次是投资基金。对股票 与基金的偏爱，不受财富多寡的影响，也就说各个资产水平的人都有购买股票 和基金的强烈倾向。而就购买信托产品、购买商券理财及购买艺术品的倾向而言，只有净流动资产超过40万的人群才有明显上升，该资产水平的人投资银行储蓄的倾向同时明显下降。

对公共服务越满意，幸福感越高

人们生活的幸福感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所享受到的公共服务质量的影响。调查研究显示，人们对公共服务满意度与所感知的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受访者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越高其报告的幸福感值也越高。人们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包括诸多方面，比如对义务教育质量、环境、食品安全、社会治安、政府廉政及行政效率、司法与执法状况、医疗卫生，以及对、电、热、气、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的满意度。数据显示，人们对这些子项目的满意度越高，总体的公共服务满意度也越高。不过，人们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受到年龄、职业、受教育水平等因素的调节。

从年龄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在降低。对公共服务最不满意的人群集中在50岁及以上，最满意的人群集中在20岁以下。具体而言，人们对城市及社区的治安状况，对社区的供电、供水、供热状况比较满意，而且没有明显的年龄差异。与之对应，人们对医疗服务的质量和医务人员的职业操守满意度较低，且无年龄差异。凸显年龄差异的方面包括：空气质量、城市绿化状况、政府治理环境、食品安全、政府反腐、执法部门执法、医疗费用和当地的交通状况等。通常这些方面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不满情绪也随之增长。

从劳动分工来看，A类职业（国家机关高层干部/高级专业人员）与E类职业（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民，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在许多指标上差异较大。通常E类职业的人群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最低，这表明我们的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上还有不小的改进空间。相对而言，B类职业（如国家机关中层干部/中小企业的经理），C类职业（如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和D类职业（如普通工、商、农）态度差别不大。

人们对所在城市空气质量、地区交通基础设施以及政府环境治理效果的评价都是“毁誉参半”，表示满意与表示不满的人比例相当，没有明显职业差异。受访者对我国食品安全整体状况的满意度、对工商部门执法的满意度、对医疗服务质量的满意度都比较低，无明显职业差异。尽管人们对公私医院医疗卫生服务的满意度都不高，但相对而言，人们对私立医院的满意度略高于对公立医院的满意度，无明显职业差异。相对而言，受访者对城市社会治安状况和所在社区治安状况满意度较高；对城市整体绿化状况和社区绿化状况，对义务教育的状况，对社区供电、供水、供热状况基本满意，不过处于E 等职业的人群在这两项的满意度低于其他四等职业。另外，受访者对城管部门执法的满意度、对医疗费用的满意度等都比较低，而E类职业的人评价最低。

就学历而言，较高学历的人群具有较高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具体来看，受访者对食品安全状况满意度较低，无明显学历差异，不过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人群对食品安全的满意度最低。另外，不同学历的人群对义务教育质量的满意度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比较初中、高中、大学和研究生四档学历的人群，我们发现高中和大学学历的人群态度相仿，对义务教育质量的满意度略高于不满度；初中学历的人群超过65%选择了中性选项“一般”，这从侧面表明他们对目前义务教育质量状况缺乏足够的认知和评价信息。而学历最高的研究生人群对义务教育质量的评价，与高中和大学的人群相反，他们对目前我国义务教育的质量更为不满，持不满态度的人要高于持满意态度的人。在其他指标上，没有明显的学历差异。

调查还发现，影响义务教育满意度的两个重要变量是投资回报满意度和子女义务教育阶段支出的多少。投资回报越高，义务教育支出越少，对义务教育的满意度才越高。投资回报越高，较少存在“就医难”的问题，医疗卫生服务满意度越高。投资回报满意度越高、认为当地政府腐败程度越低、受教育程度越低则对政府效率的满意度越高，反之亦然。

通过上述简略回顾，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我们都不能把投资视为人们幸福感的唯一影响因素，人们的幸福感取决于收入、消费、投资、教育状况、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公共服务等多个方面。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个核心关注正是如何实现公民的积极自由，因为没有政府干预，没有政府为人们提供机会平等，人们就无法实现能力平等，也就不可能实现作为自由的发展，真正的幸福也就遥不可及。对于那些不具备自主选择幸福生活方式的人们而言，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