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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称部分文物单位靠变卖文物发奖金顺水鱼财经

核心摘要: 赝品:对文物市场永远的考验 他这次发现的宝藏,可能仅仅是他一生中最绚丽的梦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骆晓昀 | 上海、南京报道 老北京的琉璃厂是个考买家眼力的地方,地摊上的破碎的瓷片、斑驳的铜器、蒙着灰尘的鼻烟壶,你要蹲着辨别出真假,估算出价钱,一旦你站起身就意味着别人有权购买它。在民间捡漏,这不仅是个脑力活还是个体力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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赝品:对文物市场永远的考验

他这次发现的宝藏,可能仅仅是他一生中最绚丽的梦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骆晓昀 | 上海、南京报道

老北京的琉璃厂是个考买家眼力的地方,地摊上的破碎的瓷片、斑驳的铜器、蒙着灰尘的鼻烟壶,你要蹲着辨别出真假,估算出价钱,一旦你站起身就意味着别人有权购买它。在民间捡漏,这不仅是个脑力活还是个体力活。

能捡漏是件极不容易的事情,除了买家的本事外,运气也是关键。由权威专家鉴定、知名拍卖公司拍卖出的艺术品,往往被认为十分可靠,碰上假货的几率微乎其微。

然而,近期这种微乎其微正不断地放大,从24亿元天价的金缕玉衣到7000多万的徐悲鸿画作,一场赝品的风潮似乎正冲击着文物鉴定界的诚信。

荒唐的玉衣

2011年9月,北京燕山华尔森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谢根荣一审被认定为贷款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而他用于诈骗的道具,竟是两件经过专家鉴定“价值连城”的金缕玉衣。

谢根荣有两件“古董”:一件是“金缕玉衣”,另一件是“银缕玉衣”。这两件“玉衣”均由北京中博雅文物鉴定中心鉴定委员会主任牛福忠串起来的,用的是谢根荣给他的玉片。

牛福忠向法庭出具证言说,这两件“玉衣”并不值多少钱,但谢根荣坚持要求他帮忙找专家做鉴定和评估。

随后,牛福忠找来了世界文物艺术品鉴定评估委员会主任王文祥、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北京大学宝石鉴定中心主任杨富旭、中国宝玉石协会原秘书长李劲松、原中国' 收藏家协会会长史树青(已故)等五位专家。

这五个专家就在装着所谓的“金缕玉衣”的玻璃柜子外,“走了一圈看了一看”,然后就给出了24亿元的天价估值。作为报酬,谢根荣给了5位专家几十万的评估费。

2002年底,某支行行长颜林壮和副行长赵峰发现华尔森集团在骗贷,为此找谢根荣了解情况。谢根荣先向银行提供了造假的企业财务报表等 材料,然后领着颜林壮等人参观了专门用来存放两件“玉衣”的“根荣陈列馆”,还出示了五位国内顶级古董鉴定专家签字的评估报告。

顶级专家的集体签名,让颜林壮和赵峰相信了谢根荣,觉得即便他有骗贷之嫌,但华尔森集团毕竟还是一个有实力的企业,不会欠贷不还。颜林壮最终做出错误决定:瞒住上级,通过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为这家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帮其发展,把问题“消化”。

最终,' target='_blank' >审计署在审计' howImage('stock','1_601939',this,event,'1770') 建设银行(' 601939,' 股吧)某支行时发现了问题。2008年3月,谢根荣、颜林壮等人被抓。至案发时,谢根荣骗贷的钱有5亿多元无法归还。

文物鉴定专家马未都称,“金缕玉衣”的24亿元估价是个笑话。目前全世界最贵的中国文物,是2010年11月11日拍出的清乾隆粉彩镂空瓷瓶,价格5160万英镑。在此十多年前把一件“金缕玉衣”评估出24亿元,简直是笑话。

莫名的画作

事发几天后,文物界又爆出另一颗重磅炸弹。

2010年6月,北京九歌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春拍中,以728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功拍出了名为《人体蒋碧薇女士》的“徐悲鸿油画”。

该油画的拍卖信息被发布于多家网站,同时配发的还有“徐悲鸿长子徐伯阳与这幅画的合影”,以及徐伯阳出示的“背书”,背书内容为:“此幅油画(人体)确系先父徐悲鸿的真迹,先父早期作品,为母亲保留之遗作。徐伯阳 2007年9月29日”。

一年多后,10位中央美院学生同时发布了五幅与《人体蒋碧薇女士》场景、人物都相同的画作,称均是当时的习作。公开信作者杨松林说,这张画是我们中央美院油画系第一届研修班第二学年的一个课题。

和公开信同时公布的五幅油画,与拍出7280万元的那幅画作,显然出自同一场景,同一人物,不同的,仅仅是角度。杨松林说,尽管现在不能确定油画是哪一位同学所作,但画中模特的姿态他印象深刻,“想要两次摆出同样的造型几乎不可能”。

著名画家陈丹青表示,这幅画甚至不能说它是一张伪作,所谓伪作就是“我很用心的画出来的像徐悲鸿的画,然后冒充是徐悲鸿,这还好一点,这还很认真的在骗人,这个完全是拿了一张不相干的画说这个是徐悲鸿画的,指鹿为马”。

蹊跷现世的乾隆紫檀

陈咏华是江苏省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出版过10卷本的文集,他还是古玩收藏家,收藏几十件罕见的清代金星紫檀家具、数百件宋元、明清瓷器,以及书画名家大家的真迹。

2011年6月他让一批“乾隆工”紫檀家具重见天日。

“我是在一位藏友家里第一次看到这批家具中的一对椅子。”陈咏华告诉《望东方周刊》,“远远看去,就觉得这对椅子不是凡物,按捺住淡淡的兴奋,我仔细琢磨着那两件家具,觉得自己可能发现了好东西。”

未让陈咏华料想到的是,他这次发现的宝藏,可能仅仅是他一生中最绚丽的梦。

由那位藏友牵线,陈咏华顺藤摸瓜找到了椅子的出处。“在江西和福建交界处的深山里,远离公路,有一处没有人烟的大宅子,里面存了几十件罕见的紫檀家具。这个宅子不住人,只有狗看着里面的东西,周围也没有别的民居。”他说。

拥有这批家具的是一个大家族,第二代中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活着,以及几位第三代共同拥有这笔财富。要想购得这批东西,必须得跟所有的家族成员谈个好价钱,大家都同意才能卖。

“我出的价钱很不错,比市场价要高了一两成,几次谈判后,他们决定把家具都卖给我。有一对金星紫檀的太师椅,是这家孙女出嫁时的陪嫁,也因为我给价钱很不错,她兴冲冲地给我送来。”陈咏华说。

三四米长的紫檀大案,精雕细刻紫檀床架。俗话说:十檀九空。因此紫檀无大料,能够做出如此大件家具的木料更是千年难遇。更何况这种生长周期极慢的木料,早已无所存世。

真正紫檀木的处理过程很繁复,树木砍伐后要停放在森林中原生长地几十年,让它自然去虫去病;再拉回仓库静放几十年,自然风干。“这样上百年的等待,哪里能存在于现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呢。”陈咏华感叹。

这批家具共有43件,仅那张大案就重达三四千斤,要把它们从深山中运回南京绝非易事。整批家具出山到南京的旅程,光运费就花了60余万元。

“那张案子,6个人抬着很勉强,要8个人才能抬着走。那个宅子离最近的公路有几十里山路,我雇人把家具一件件抬上平板车,运到公路边停放着,再继续去运下一批。”陈咏华介绍。

在他的眼里,那个地方民风朴实,运到路边的紫檀家具,仅用油布盖着,再加上买的两条狗在旁边守着就很安全了。路过的村民好奇地询问:“这是啥东西?”陈咏华均老老实实回答是家具。

一切显得越来越离奇,这样一批珍贵的家具,如何会在这家人手中,又如何会被运进深山,躲过了连年战乱,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才被偶然发现呢?

陈咏华说:“那个家族不允许我们给宅子拍照片,也不愿意明言这批家具的来历,再三追问之下才含糊说出家族中有位长辈毕业于黄埔军校。”

然而就陈咏华个人判断,这批家具并非现代制品,不仅出自乾隆年代,更有可能是精雕细刻的“乾隆工”,因为“家具的装饰花纹多刻有龙形图纹,这暗示着这批家具并非平常人家的用物,属于皇家所有。”

“很有可能乾隆年间,皇室在广东、福建这一带定做了这批家具,最终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起运,这个家族的祖先辗转得到了这批宝物,一直收藏着。而内战前夕,家族中黄埔军校毕业的长辈有先见之明,将家具藏于深山,避过了几十年的战乱。”陈咏华分析。

真知堂是陈咏华开在南京凤凰书城的文物窗口,自从他运回了这批金星紫檀家具后,来品鉴者络绎不绝。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就在真知堂巧遇了江苏泰兴民间博物馆馆长丁沛。

当时,陈咏华向本刊记者讲解这批紫檀木料时,掏出一张白纸往器物的边沿狠狠擦去,纸上留下一道红迹,他说这是他鉴定金星紫檀的重要佐证之一。其次是依靠一片价值2000多元的样木,他到哪里看家具都怀揣着这片木头,稍作对比就能判定真假。

事后,丁沛向《望东方周刊》提出了对这批家具的质疑:“故事太离奇了,现在的收藏者喜欢听故事,而不习惯老老实实看东西了。”

丁沛认为,虽然“广工”相对于“京工”和“苏工”要粗犷(京、广、苏是木工雕刻的三个主要流派),但是这批家具的雕工还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他说,“乾隆时代的器物和‘乾隆工’又是两回事,‘乾隆工’就是木器中的官窑,所花费的心思、时间都是普通器物的几十倍。”

文物成为工作人员的奖金

对这批家具存疑的还有黄建新,江苏省收藏协会常务理事。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雕工太呆板了,有较明显的机器雕刻的痕迹。”所以,他对物件年代的定性和来源的定性以及木料本身的定性,都存在一定疑问。

黄建新出自鉴赏世家,其父作为老新四军曾经的' 税务官,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乃至“文革”时期都保护收藏了一批罕见的文物。

“妈妈曾对我说过,家里本来就比较殷实,以前在中国农村好东西还是很多的。日本人来的时候,家里把很多玉器印章都扔进了村口的河中,后来这批东西再也无从找寻。”黄建新回忆。

老战友们知道黄岐伯爱好书画文物,常将一些流落的好东西带给他品鉴,其中有一只宋哥窑八瓣莲花式青釉碗,被黄建新收藏至今。从外形上看,该碗与前阵子故宫无意中损坏的瓷器相似。

“文物系统是事业单位,很多都是子承父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观念十分严重。国家级的文物单位还好些,一些地方文物单位的管理就显得不那 么有序了,有的单位靠变卖文物来给职工发放年节奖金。一级文物卖起来太扎眼,二三级文物是通过文物公司倒卖的重点。”黄建新说。

2010年上海恒源祥博物馆收到一项特殊的捐赠 一条拆了10件乾隆年间御林军铠甲做成的“丝绵被”。

这条消息引出上世纪一段令人吃惊的历史:“文革”期间的1973年,故宫为改善员工福利,将3000套清乾隆年间的御林军铠甲卖给员工,并规定员工购买后一定要拆开铠甲取出其中丝绵。

1986年6月19日,' target='_blank' >文化部印发了《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明确藏品区分等级,一级藏品必须重点保管。对藏品的接收、鉴定、登账、编目和建档 都有明确的标准要求。规定藏品严禁出售或作为礼品。还对藏品保管工作中的奖惩标准甚至因渎职造成藏品,特别是一级藏品重大损失,情节严重的,监守自盗藏品 的或内外勾结、偷盗藏品的,必须依照刑法条款从重制裁。

1987年6月18日,文化部发布施行《文物商店向国内群众销售文物试行办法》,提出“要恢复和建立面向国内群众的文物销售业务”,其中明确规定,不得向无证和文博系统职工出售内销文物。

二十多年过去了,当下的文物市场和文物保护依然存在乱象。文物是记载着一个国家的历史和骄傲,拥有5000年灿烂文化的中国,在艺术品鉴赏和市场秩序管理方面显然还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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