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下乡的“有机”实验顺水鱼财经

专访纪录片《老贾的农法》主人公贾瑞明及制作人“有机农业”倡导者蒋亦凡

白领下乡的“有机”实验：知识分子在农村的实效和象征意义

近年来，上海周边出现了十几家小型有机农业户，他们大多受过良好教育，曾是城市里的白领一族。当无数农民放下锄头，背井离乡进城务工时，这群城市中青年“解甲归田”，回到了农村的土地上，成为发展“有机农业”理念的“新农民”，以实践来回击由现代主流技术产生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冷漠。反映城市青年返乡务农的纪录片《老贾的农法》不单讲述了“新农民”的代表老贾这几年来的实践心得，更展现了城市青年回归土地认识土地的情怀。

老贾

贾瑞明，70后，一个返乡务农提倡“有机农业”的“新农民”。老贾从23岁开始工作起，先后从事过外企销售乡村教师工程管理临时演员NGO专职成员等职业，从32岁开始做专职农民，至今已经是第五个年头。

蒋亦凡

大龄80后，曾求学上海负笈北欧，先后在广州的媒体行业和上海的非营利机构工作，目前担任一个人文交流项目的协调人，同时也是上海农好农夫市集的操办员。

农好农夫市集

一个由十余户承诺不在生产中使用化学农药化学肥料化学添加剂和转基因种子的中小规模农户组成的农夫市集，于2010年5月28日在卢湾区马当路首市，目前大约以每月一至两次的频率在上海市区开市，至今已举办了九次。农好上的农户主要来自上海周边的崇明青浦闵行和临近上海的安徽，此外也有远至云南和海南的农户的产品由农业和社区发展机构带到市集上来销售。

早报记者 沈祎

一直以来，很多人对于农民的认识停留在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群体，很少有人谈论鲜活的具有主体意识的农民个体以及他们关于务农的理想。近年来，城市与农村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更是日益被忽略，城乡之间一系列经济政治上的矛盾和差距却在不断加剧。城市人是否只能充当冷漠无知吃吃喝喝的消费者角色？城市人，尤其是年轻人们，能否在日常中自主地参与到农业实践中去呢？

上周日,在上海曲阳图书馆定期举办的“红色记忆”放映活动以“农业·生态·有机社会”为主题，不单放映了1960年代至1980年代的三部和农业有关的科教片，回顾了建国以来中国农业社会和城市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也放映了一部去年拍摄的反映城市青年返乡务农的纪录片《老贾的农法》。

活动现场还请来了很多参与有机农业的农民和志愿者，交流他们对于有机农业的理解和实践情况。活动试图通过这些新闻/纪录/科教影片去触及整个农业现代化的过程，探讨在整个科学进步的线性逻辑下，从物理（机械化）到化学（农药与化肥），到今天的生物（转基因），农业是否有着另一种发展的可能？

纪录片《老贾的农法》以对话体的形式展开，是一场朴实真挚，带有“自然美感”的谈话。放映后的讨论结束，该片拍摄者蒋亦凡和主人公老贾（贾瑞明）带着他们倡导的有机农产品在现场摆摊，成为电影活动现场别开生面的一次城村互动。活动的组织者吴觉人在采访中表示，从《农人之春》（1935）《乡村建设》（1937）等中国早期教育电影开始到后来社会主义时期的大量农业新闻片和科教片，电影一直担当着农业知识的启蒙与传播作用，同时也充当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沟通媒介。他说：“我们希望这次放映能够成为一个小小的尝试，成为一场"有机"的放映活动，让影像摆脱固定的命运，与我们的生活更直接地互动。 ”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中央1号文件），其中称将支持农业科技，加大农业投入和补贴力度。像老贾蒋亦凡这样一批致力于有机农业的城市知识青年也都在关心和思索未来农业的景象。放映活动后，早报记者就“有机农业的现状和前景”采访了老贾蒋亦凡。

“我们强调的"有机"

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东方早报(博客,微博)：很显然，目前' 大众对“有机”这个概念的认识仍然很有限，“有机”这个标志也几乎已经被完全商品化。如何诠释“有机”这个理念？

贾瑞明:我们强调的“有机”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生产者产品和购买者之间有一个更紧密更直接的连接。如果中间没有了繁琐的环节来割裂消费者和农户之间的联系，农户在耕种时，知道自己的产品将会被哪一些人购买和食用，那么在实际操作时，良心上，自然会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蒋亦凡：我可以说一下我对于“有机农业”这个概念进入社会作为一场社会运动的理解。有机农业诞生于20世纪初西方工业化的方法和精神刚刚开始介入农业的时候。当时就有人反对将农业与自然割裂开来的“工业化农业”，而提出将农场作为一个“有机体”（organism），强调其内部协调自足和多样性，而非依赖于外界的工业化干预。二战后至1970年代在全球开展的“绿色革命”进一步推广了为了追求“增产增收”的机械化和化学农业技术。

但这场革命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后果：一方面，一些大农场开始以机械化的农业生产压低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另一方面，小农也逐渐依赖农药化肥，不得不向银行贷款获得这方面的资金投入。这导致了小农们在市场中根本无力竞争而破产，许多持有土地的农民也沦为“农业工人”。此外，“绿色革命”带来的化学农业的普遍化也在处处造成环境和健康问题，所以才有了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这样的著作。

所以，“有机农业”并不是作为一种商业潮流而诞生的，而是一种关切多元的社会运动，以抵抗上述的种种趋势。但目前人们对“有机”的认识是相对片面的当很多人在超市里寻找贴有有机认证标志的产品时，他们仅仅是在接触一种叫做“有机食品”的特定的商品，关注的仅仅是产品的化学特质，而忘掉了食品在成为商品之前的生命它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

有机农业是把农场看成一个内部的各方面相互依存具有生物多样性的有机体系，而不单单只是指一棵菜或是一颗种子的内部特质现在很多人认为“有机”就是产品化学成分的“有机”。如果只是局限于农产品本身，其实是抹去了农产品诞生前的一系列运作的意义，也就是否定了农产品和土地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在整个生产环节中的意义。如果只是强调农产品本身的无毒无害，那么可能会完全放弃农业生产对于环境的关切。打一个比方，如果将一片农场用玻璃罩隔离开，农场里进行水处理和空气处理，种植“有机”农产品，而农场外则污水横流，黑烟漫天，人们却只顾眼前的“健康食品”而无视周围环境的污染。这显然也是不符合有机农业的理念的。

东方早报：你们为什么不申请有机农产品认证，小型农户的有机农业和大型的有机农业生产公司有什么不同？

蒋亦凡:虽然我们经常被称作一个“有机农夫市集”，但是我们的农户们都不持有有机农产品认证。这一方面因为我们认为认证所要求的费用和操作规程对中小农户构成太高的资本和技术门槛；另一方面，有机认证体系在中国语境下尚未证明自己为一个有效的监督和信任传递的体系。

目前市场上认证的有机农产品价格大多比较贵，真正能负担这些产品的始终是一小部分“富人”，这对于公共健康的意义是很有限的。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希望能建议一种倡导平台，让公众知道有老贾这样的中小型农户的存在，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但是他们也有有机务农的原则：不使用化学农药化学肥料不使用转基因种子，尊重土地，和消费者直接对接，接受消费者的监督。

同时，老贾这些人是将“有机”的概念延伸到了社会文化的层面上，而不只是停留在消费一端。这些小农户并不能完全替代商业化运作的大农户，但是这样的小农户的意义在于提醒和纠正一些企业把“有机”放在工业化的操作模式中，导致“有机”这一理念被商业“实名分离”的后果。

现在，我们在谈论“有机”时，不应该局限在它本身的字面意思，而是应该从本质上认识到这场运动诞生最初时，曾经被高举的价值观，有哪一些被抛弃了，哪一些又被本末倒置，哪一些被商业给标准化之后反而丧失了其最初的价值追求了。这是我们现在应该反思的。

贾瑞明：我们没有申请有机认证一个是因为费用较高，而且我们的环境条件不符合有机认证的要求，例如我们有的土体和农民住宅很近。如果我们也取得相应的认证，大概是进一步嘲讽有机认证这件事。所以我不考虑这件事。

此外我认为有机认证也无益于我们的销售，因为进入商超，需要批量供应和大量资金，这些对我们小农场来说都是奢侈的行为。我注意到很多小型农场是出于一种信仰或者精神追求在做事，这点也是保证这些小农场坚持下去的主要原因，目前有机行业的实际回报率并不高，虽然大家都注意到这是一个大市场，但相对于巨额的投入和回报周期漫长的事实，真正能获得的商业利润非常少。所以无论大小农场在我看来，似乎都过得不怎么好。

“我们应该反思整个

生产和消费的链条”

东方早报：是不是“有机农业”势必是和工业化生产矛盾的，只能是小范围的实践？

贾瑞明:从细微的环节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从大的有机农业的背景下看，确实如此。农业是一个变量非常大的行业，整个环境很复杂，不可能用工业化可量化规模化的方式来生产。不同的产品有特定的生长环境，土壤是有生命的，是一个类生物体，不能用一种硬性指标来衡量。未来的农业应该讲究农户与农户之间的合作，而以工业化的垄断来完成农业链条上的所有环节，是不健康的。

蒋亦凡: 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两者的规律不同。从文化的角度讲，“工业化的农业”难免使用现代工业的思维模式，即在抽象意义上看待投入和产出。农业和自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可能把自然也当成机器生产中的一个零件去改装修理和替换，农业需要人的主体投入，需要人的在场。

农业和工业的区别不是操作上的区别，而是思维模式上的区别，农业不能被构想成抽象的工业模式。同时，工业模式也难免让农民成为农业工人，抹去本地农业社区，让农耕传统的社会组织不复存在，对土地没有情感的工人很难与之建立有机的联系。

东方早报：所以，现在我们的“有机”已经变成了一种很小资的概念了。

贾瑞明：“有机”现已变成了一种商业壁垒，成为一种大资本玩的游戏，是拒绝小农户的，现有的一套“有机”标准并没有解决一个实际问题。面对更多的中小型农户，我们应该根据中国国情进行有机理念的传播，而不是在一套“游戏规则”里作弊钻空子。

蒋亦凡：没错，或者我们可以分开来说，称它为“超市里的有机”“商业化的有机”。

东方早报：那么有机农业是否只能维持“自给自足”，这种小规模的农业形式如何满足大众的生活需求？

贾瑞明:在东亚地区来说，日本的小农经营模式是值得借鉴的，在农协的帮助下，他们保留了小农模式，而且农户的生活水平和务农的积极性要比我们国家高。

我曾听朋友说过，他留学时候的同学毕业后就选择了回家务农，在日本这样的事情并不稀奇，而我们国家的农民靠自家田地不能养家糊口，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国家对农业的尊重程度很低，农产品价格建立在对劳动成本压榨的基础上，片面强调农业的服从性。

如果一个行业失去了自觉发展空间，那是不会好的，这就是今天食品危机局面出现的原因，城里人饮苦食毒，农业后继无人。如何让农业健康发展，如何让农业恢复生机活力是我关心的，至于是否能够满足需求，我想应该在一个能够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来谈判更好，否则结果依然不容乐观。

蒋亦凡：我们主张的是慢慢改变消费观和消费模式。现在这种铺张浪费的消费方式和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其实是同源的。首先，我们应该反思整个生产和消费的链条，从消费的角度，应该提倡节约能源，降低消耗，例如不要吃太多的肉，不要浪费大量的油等等。

另一方面，有机农业是否必定导致“减产”目前是没有确凿结论的。而很多实践者发现，通过有机实践提高土质并改善生态环境，也是可以提高产量的。同时，有机农业也可以鼓励和感召更多人返乡务农专心务农，善用土地，这样，当这一群体不断增加后，也有利于提高农业产量。

东方早报：从你个人出发，发展有机农业目前的困境是什么？

贾瑞明: 以前农民种地是不考虑计算自己的劳动力的，而我们现在和当地农民合作，会把这些劳动力工资也算进来。如何使得这些耕作所得的钱不少于去城市里打工的钱，这是一大挑战。

目前我很内疚的一点是，帮我种地的一些阿姨与我只是一个临时合作的关系，我暂时并不能提供他们医疗保险。在目前的工资水平下，如何让农民看到有机农业的希望，留住他们，是我们急需面对的难题。真正解决农村问题，就是要把人留住，而不是把人赶走（涌入城市）。现在农村的年轻劳动力都进城打工，都快没有人种地了。

“国内的转基因讨论

缺乏理性的对话平台”

东方早报：你如何对本土的农民普及“有机”的概念？这几年的实践中，你个人有没有得到一些技术上的创新？

贾瑞明:我通过实践来告诉他们“有机”农业是可行的。最初，当地的农民都觉得不可能，但是通过两年的合作，他们逐渐相信了。我们有一块菜地，我让当地阿姨不要用“化肥农药”，根据他们固有的种植习惯和经验，该施肥时就去施肥（有机肥），什么季节该种什么蔬菜就种植什么蔬菜，在操作上有很大的灵活性。

事实证明，效果也很好。例如今年我们白菜种得很好，阿姨们根据以前的经验追施了几次沤制的粪肥，效果果然不错，但秋末的时候也出现了虫子，她们有些不知所措。我发现虫子只是密集在外围的几棵白菜上，想到等气温转冷就会好了，所以告诉她们不用担心，出了问题算我的，后来过了几天虫子并没有蔓延。这次事件对她们就有很好的鼓舞作用。

我个人近年来获得的一个经验是，土壤本身是有自我修复能力的，如果人为的破坏越少，那么它的修复能力越强。我们很多的做法，比如盲目地翻耕，就是在破坏土壤，有一些肥沃的土地是不适合翻耕的。

东方早报：你多次提到有机农业中土壤的重要性，能否具体谈谈？

贾瑞明:其实这一理论国内在1980年代就已经提出，著名的土壤学家侯光炯写过一本《土壤学》的书，里面就讲到：土壤是“活”的，是有“生命”的类生物体。农作物的生长是依靠土壤中各种微生物的新陈代谢产生的物质供给，所以土壤在农业环节中的作用非常大。侯光炯也是反对量化地用化学肥料来耕种的，他曾经在四川搞过自然免耕研究所，当时已经做到了不用除草剂，不用化肥生产，不过很可惜，这种理念没有得到推广。

东方早报：讲座里你提到了“种子”对有机农业的重要性。能否展开说说你是怎么挑选种子的？你们采购时如何避免转基因种子？

贾瑞明：我们会有一些自留种，但是仍然有一部分需要采购。你说的转基因种子确实是无法规避的问题，很难来分辨。目前就我所知道的，市场上大部分大豆种子很多玉米种子，已经都是转基因种子了，棉花种子几乎全是转基因的。所以我只能尽量自己留种子，再有就是去一些老农民那里搜寻他们自己一直保留的“老种子”。转基因是很严峻的问题，再过几年，可能水稻种子都会变成转基因种子了。

东方早报：对“转基因”你们是什么看法？

蒋亦凡：我对转基因问题还没有结论，但觉得目前国内的转基因讨论缺乏一种理性的对话平台。支持转基因的阵营在指责反对转基因的阵营从意识形态出发思考问题的时候，他们也在使用一种科学霸权的语言和思维方式，而不去反思科学的目的科学与社会的关系。

贾瑞明：我反对转基因，从一个自然农耕者的角度出发，人类这种妄图改变自然规律的想法最后只能是自食其果。看惯了自然的美，总觉得转基因的想法充满了丑陋邪恶的念头。

“知识分子在农村的工作

具有实效和象征的意义”

东方早报：农夫市集未来的规划和发展是怎样的？

蒋亦凡：我希望是一种“城市-农村”双向的路线。认识有机，并不只是面向城市，站在消费者的立场考虑问题。我们并不希望一味地宣传食品危机，催生一批“恐慌的”消费群体。如果只是教消费者怎么挑选有机食品，保证自己的餐桌健康，一味地对农民提出要求而不顾他们的现状，那么，你很可能看到这样一个画面，恐慌的消费者攥着一把钱，追着农民索要健康的食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后走人， 完全没有参与和担当。这在长久看来是没有好处的。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共同体，消费者和农民们之间有更直接的，相互守望的关系。

目前，我们所做的一切，比如一个月一次到城市一些地标区域摆摊卖菜，将一些农户介绍给城市人，这中间或多或少有一定的“表演”性质。下一步，我们会在经济环节上做得更完善和成熟，让农民们真的可以从中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所以我们的摆摊次数会加多固定化，乃至是制度化；同时会进社区，和街道建立一种合作关系。但最终等到我们市集上的农户都能挣钱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把重点放回农村，说服更多的农民采用生态的有机的种植方式，鼓励更多的年轻人返乡务农或者留土创业。

东方早报：你们是否欢迎其他人模仿你们这样的模式？

蒋亦凡：我非常欢迎，不怕竞争。目前已经有一些其他团体比如“上海菜团”也打算要做市集，外地很多城市也有人开始筹办市集。但也要警惕当这一概念变成一种流行后，一些人浑水摸鱼，打着农市的幌子渔利。

东方早报：现在像你们这样返乡务农的知识青年，之前都是城市里的白领，你们相互之间有没有交流过彼此心路历程的变化？

贾瑞明：我最早是因为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想要搞清楚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设身处地地了解他们的想法，于是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农民”，想看看自己能否走通这条创业致富的路。有一些朋友最初是在环保机构里工作的，他们怀着对环境问题的关切和热爱来到农村，想要实现恢复生态的梦想。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希望通过自然疗愈帮助自闭症儿童，希望能在农村建立一个相互关爱的社区，传达人与人之间的温暖。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崇尚“小而美”的田园式的生活方式和乡村农耕而来到农村。

东方早报：对于近年来，文化人和知识分子进入农村，建设农村这一现象，你怎么看？

贾瑞明：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具有天下大同国富民安的情结，而民安离不开土地，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农耕上的文化，所以一切上述的追求都离不开土地，对此我不觉得稀奇，而且认为是一种必然。

蒋亦凡：在中国，知识分子和农村一直有着不可分的联系。像晏阳初和梁漱溟这些人，曾领导介入了农村问题的运动。文化人和知识分子进入乡村，可以给乡村带来活力，也可以激发外界用新奇的眼睛看待乡村。他们的工作同时具有实效和象征层面上的意义，而且后者的意义往往比前者大得多。我关注的是，当你在做象征层面的工作时，当你“表演”时，是否尊重了本地农民社区的主体性，尊重了他们在其中的感知和参与。

东方早报：对于那些有兴趣买地务农的城市人，需要具备怎样的经济实力，你有什么建议？

贾瑞明：土地不能买卖，可以长租。目前上海地区的价格是每亩一年1000元。我目前有130亩地，资金上可能需要十几万元到几十万元的投入。前期的投资是必需的，所以我会鼓励年轻人可以先去打工，等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之后再去实践这一理想。

农业科教老电影推荐

《科技创新之花》

创作年份在1960年代左右，影片关于广东中山县一个农村的科技创新。这部电影可被看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一个缩影，为我们进入农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一个入口。

《新闻简报》

1971年第20期，其中包括《间作套种夺高产》《南雀庄小麦获丰收》《科学养鱼好处多》三个主题，虽是宣传农业丰收的新闻片，但也包含了一些具体的实践信息，包括机械化使用化学药品和一些有机农法。这部片子展示了农业实践的多样性，传达了农业的技艺和发展可能性不是线性一维的，在这点上能够回应今年中央1号文件中关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的决议。

《农药》

1980年代的科教片，其中一集《如何选择农药》可以作为反观有机农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