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郭台铭：“紫禁城”之困顺水鱼财经

5月28日，《中国企业家》记者在深圳五洲宾馆见到了陪同中央联合调查组的郭台铭。他已极度憔悴，行动迟缓，满脸谦卑，间或无奈。寻不到昔日的一丝霸气。面对记者，他念叨着对员工的“关爱”，一连四遍。富士康与郭台铭败在何处？支撑它过去20年辉煌的代工模式，将何去何从？

在媒体报数般地数到所谓“12跳”(5月26日深夜11时20分)之后，5月28日，《中国企业家》记者在深圳五洲宾馆见到了陪同中央联合调查组的郭台铭。他已极度憔悴，行动迟缓，满脸谦卑，间或无奈。寻不到昔日的一丝霸气。面对记者，他念叨着对员工的“关爱”，一连四遍。

“关爱”举措，随后纷纷出炉，用郭台铭的话说，“其速度与猛烈程度将超出你的想象。”

最具冲击力的是：从2010年6月1日起，富士康集团对企业作业员、线长、组长薪资进行调整，员工整体薪资水平提升30%以上。——仅十几天前， “加薪”还被富士康管理层认为“绝无可能”。此前，富士康连

6天后，富士康再度表示：达到一定业绩标准的工人将额外加薪66%。这下，跌眼镜的就不单是富士康高管了，外界纷纷忧虑：这将令鸿海利润大跌三分之一。郭台铭则反驳，“太小看鸿海了！”

疯狂吗？郭表示：“第5跳后，我重新思考，发现90年代的员工要的是更有尊严、更有希望的工作。在想通这件事后，鸿海决定由从前的‘跟随者’转型成为‘破坏性的创新者’，以后的薪水水位希望可以与国际即的企业比美。”

真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本命之年(郭今年60岁)！在大陆纵横捭阖22年之后，郭台铭及其富士康面临着最强的震波。

其实，早于金融危机之前，就发生了许多看似细枝末节的征兆。它们被人忽视，却是掀起今日之波澜的缘起：郭本人的自负及局限，中国制造的瓶颈，一线产业工人结构的大变化，社会协调机制的不健全等，诸多因素碰在一起。

22年前，历经三四次慎重考察后，郭台铭才率领包括何友成(现任富士康集团资深副总经理)在内的三名台干，落户深圳宝安的西乡，一砖一瓦地搭建起了富士康的简陋厂区，打拼十余年后，终成就全球“代工之王”；深圳园区亦成为其最大的基地——3平方公里的面积，43万的员工，郭曾称之为“紫禁城”。

但6月8日，鸿海集团股东会上，郭已明确表示，表示除将园区迁往西部外(比如重庆、成都)，也打算回台湾寻找地点，把部分工厂迁回台湾，以自动化的 “无人工厂”运作。

曾固若金汤的“紫禁城”出现动荡；昔日城中“帝王”，终于要走出“紫禁城”。

城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富士康与郭台铭未来的托身之所在哪里？在郭氏之后，鸿海(富士康母公司)这家千亿级企业如何承续下去？《中国企业家》记者一个月内三赴富士康，几度深入园区，遍访其客户、供应商、竞争对手，高管(台干及陆干)、中层、员工及郭的朋友，当地政府官员、专家，全方位还原“代工之王” 如何一步步走到困守愁城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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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

5月26日下午5时，深圳宝安机场。

当《中国企业家》记者乘坐的航班降落并滑行时，两百米外，一架湾流G550私人喷射机舱门大开，工作人员正做起飞准备，尾翼上的号码B99888清晰可见。——这是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3个月前买下的第五架私人飞机。

此刻，郭正端坐于一辆老式丰田车上从龙华赶往机场。半小时后，他将飞回台湾。

这一天，在深圳龙华富士康园区，郭台铭只停留了5个多小时。他的眼袋清晰可见，自称“已一个多月没有睡好觉”。一天前，他本来正在台湾阿里山陪前来访问的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但当晚在深圳园区发生的第“11跳”，终于让他如坐针毡。

于是，郭忙里抽身飞临深圳，亲率近百名外媒记者，分乘六辆大巴从机场浩荡荡“杀”到龙华，其场景令见惯大世面的人富士康高管也不由惊呼。

上午11点，郭台铭一进园区即紧急召集几位中高层开会，以安排记者的参观路线。当有人向他建议另外一条路线时，他颇为不屑，大声训斥：“就听我的，我是总导演！”或许，他自信这将是一次成功且必要的危机公关。临了，他不忘提醒道：“我们要严防第十二跳！”

然而，事态没有按照“总导演”设计的方向发展，当天深夜11：50，刚回台湾的他再次接到了他最不愿意接到的电话：半小时前，“12跳”发生了。

第二天下午，“B99888”又飞回深圳。

这一代

每天黄昏乃至晚上，深圳“关外”会出现中国最壮观的散工潮。

创造它的，是富士康。富士康在深圳有两个园区，观澜与龙华；观澜面积约1平方公里，龙华园区则为2.3平方公里，两个园区加起来，与清华大学面积相当，而其中员工超过43万人，接近一座中等城市的总人口。

自今年1月23日至5月26日，两个园区共有12名员工跳楼自杀，平均年龄不到21岁。据称，来自工作、家庭、社会、健康、情感的种种压力，拧成压倒这些员工的“最后一根稻草”。不过，令富士康许多人至中年的主管困惑的是，这些所谓的压力，与他们所经历的人生磨难相比，根本不是什么迈不过去的槛儿。

郭台铭曾表示对年轻人生活方式的不理解，2009年9月，他赴重庆考察基地时说，如今年轻人将精力过多放在网络游戏、交友网站上，这样等于“谋杀时间”。并以自己的经历佐证，“只要找一份与理想和兴趣相符合的工作，一天工作15个小时也不会觉得累”。

富士康在中国大陆员工总数超过80万，照当前的扩张速度，今年底，总数会接近100万。一线员工中85%都是85后，他们是支撑“紫禁城”的新基石。

“20岁出头的年轻人走进工厂，他们的首要目标是什么？他们的长远期望是什么？他们中多数来自比较落后的农村，怎样适应深圳这样一个快节奏发展的城市？又怎样适应富士康这样一个即是高科技，又属于高劳动密集型的工厂？我们如何创造更适应他们的工作氛围？”富士康集团行政总经理兼商务长李金明对《中国企业家》列出了一串问号。几十万人生产之外的生活，全部由李负责，有人戏称他为“富士康市市长”，他现在却是“最痛苦的市长”，烟一根接着一根。

富士康工会副主席陈宏方发现，许多年轻工人刚学会用QQ，就能在虚拟世界里口若悬河，面对面交流时却陷入沉默。同一车间的工友有上百人，多数人交际圈子还是老乡或恋人。

事实上，许多人与家庭之间的“脐带”，也已被剪断。有人来到深圳后，两三个月都不给家里打电话，家长把电话打到工会，陈宏方只好满厂跑着找人。在富士康PCEBG部门，本刊记者随机对20多名工人进行调查，他们平均年龄21.7岁，入职时间平均187天，其中给父母寄钱的有7人，认为家里不需要自己赚钱的有9人。

那一代

22年前，从深圳到广东的丰顺、澄海，走107国道要一路颠簸十几个小时(如今3个多小时)。时任人事训练部副理的台湾人何友成，就是沿着这条路跟着孙厂长来到了他的老家。富士康当时设定的招聘条件是：必须高中毕业。孙厂长热心张罗，方圆几个村很快就有700多人来应募。最终，何选定了128个员工。

——鸿海帝国的奇迹，就是靠这样一代蒙昧而年轻的农民工打下基础的。

当时，促使郭台铭做出“移师大陆”这一决定的，是1986年台湾开始的第三次经济转型，并以产业升级和拓展美国以外的外贸市场为目标。这一年，台湾制造业雇员月平均工资比上年增长15.8%，分别高出当年经济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4个与8.5个百分点，以后更逐年攀升；同时，大批年轻人也不愿到艰苦的制造业企业，到1980年代末，在台湾聘一个人的薪水，在大陆可聘12～15人。彼时，创立14年的鸿海不过300多人，不得不对人力成本斤斤计较。

何友成清楚地记得，鸿海高层对在大陆设厂的潜力都无异议，也发现两地落差没有想象那么大，唯一担心就是大陆劳动力素质能否满足需求。“你不好讲他们笨，只能讲那是一种纯朴，那时工人有两个特点：第一领悟力差，必须手把手地教；第二比较羞涩，不愿意表达。”

身处丘陵地带，交通闭塞，首批“学生工”的社会知识几乎一片空白。招工时有个简单测试，给每人一张白纸，让他们画出心中的火车或者船，很多人在纸的一角画了小舢板，拇指大，他们以为，真船就像课本上印的那么大。

到1990年，富士康也不过1800名工人。它的食堂有桌凳，可刚进厂的工人还是蹲在墙角，而且，必须找到老乡一起吃才觉得香。多数人说话粗声大嗓，宛如乡下；不习惯冲马桶，每天都要堵几次。

2000年以后，“80后”开始加入。不过，直到2007年之前，一线工人中尚有大量“60后”、“70后”作为缓冲层。在1997年加盟的李金明 (现任富士康集团行政总经理兼商务长)看来，“那时工人相对好管，其实也是管辖幅度没这么大，没这么复杂。你说难不难？都难，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不同的问题。”

李金明真正感觉到员工的变化，是在2008年。不过，由于其时集团高管的注意力均在外部的“全球金融危机”上，一开始完全没有意识一个更大的冲击接踵而至——“85后”、“90后”登场，并迅速成为一线工人主体。

“金融危机工作机会少了，大家应该是更珍惜工作机会。”李对《中国企业家》回顾说，恰恰相反，大批员工将富士康当“跳板”，待上三两个月，行李都不拿就走了。

富士康隐隐觉察到旧的工厂秩序会改变——他们每年都会做员工结构变化分析报告，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冲突竟会以如此惨烈的形式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