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服热线：
手机版
二维码
由“自动化”和“大规模生产”到“数字化”和“大规模定制”，拥有新型制造装备技术和生产能力至关重要。
第三次工业革命要求生产现场的工人的劳动向技能型和知识型提升。
先进制造技术研发人才和知识型员工的缺乏，加之制约高端人才流动的诸多制度壁垒，成为中国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障碍。
吕 铁 贺 俊 黄阳华
第三次工业革命将重塑国家比较优势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生产方式的“巨变”，当前脱胎于制造业“自动化”和“大规模生产”时代的国际分工体系将可能被扬弃，取而代之的新国际分工可能更有助于发达国家重拾制造业竞争力。
第三次工业革命将重塑国家间的比较优势。
其一，终端产品的' 竞争优势来源不再是同质产品的低价格竞争，而是通过更灵活、更经济的新制造装备生产更具个性化的、更高附加值的产品，发展中国家通过低要素成本，大规模生产同质产品的既有比较优势将可能丧失。
其二，支撑制造业“数字化”的新型装备是实现终端产品“大规模定制”的基础，拥有新型制造装备技术和生产能力至关重要。然而，这些新型制造装备属于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更符合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
第三次工业革命将重塑二三产业的关系。
其一，从二三产业的关系来看，由于制造业的生产制造主要由高效率、高智能的新型装备完成，与制造业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将成为制造业的主要业态，制造业企业的主要业务将是研发、设计、IT、物流和市场营销等，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及时对市场需求迅速做出反应，要求制造业和服务业进行更为深度的融合，包括空间上更为集中，以及二三产业的界线模糊化。
其二，从就业结构上讲，一方面，由于生产环节大量使用新型装备替代劳动力，使得制造业环节的劳动力需求绝对减少；另一方面，随着服务业活动成为制造业的主要活动，制造业的主要就业群体将是为制造业提供服务支持的专业人士，这就使得二三产业的相对就业结构朝着服务业就业人口比重增长的方面发展。
第三次工业革命将重塑世界经济地理。
随着国家间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世界经济地理格局也必将随之改变。
其一，当发达国家重新获得生产制造环节的比较优势，曾经为寻找更低成本要素而从发达国家转出的生产活动有可能重新回流至发达国家，制造业重心向发达国家偏移。
其二，由于发达国家拥有技术、资本和市场等先发优势，将更有可能成为新型装备、新材料的主要提供商。在此趋势下，发达国家有可能成为未来全球高附加值终端产品、主要新型装备产品和新材料的主要生产国和控制国，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进一步增强。
其三，由于与第二产业的融合度更高，发达国家在高端服务业领域内的领先优势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第三次工业革命将重塑国家间的利益分配机制。
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导致生产关系、从而导致分配方式的革新。
其一，生产制造环节低附加值的格局可能会发生改变。当前生产制造环节附加值低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产业转移至低要素成本的发展中国家完成简单、重复性的生产任务，进入门槛较低。这一模式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将难以为继。生产制造环节由更多、更高效、更智能的资本品和装备产品参与，不仅完成简单、重复性的工作，还完成更为灵活、更为精密的任务，生产制造环节的利润更高，这也是制造业回流至发达国家的重要驱动因素。
其二，第三次工业革命强化了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而由于服务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专业技能人员组成，所提供服务的价值更高、行业的进入门槛更高、从业人员谈判能力更高等各种因素，使得服务业在整个价值链分配中所占的份额更大。因此，随着更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相关专业服务业向发达国家的进一步集中，发达国家更有可能享受国家间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构红利”。
综上，第三次工业革命在比较优势、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移和收益分配机制等环节，全方位地促进发达国家从中获利。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凭借低成本的要素供给、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不断积累的技术能力，逐渐确立了全球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但是，在未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下，中国产业不仅可能面临既有比较优势丧失之忧，而且，因产业竞争力弱而难以占据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的“旧疾”也有进一步恶化之虞。
勿再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判断持谨慎态度
虽然目前我们仍然对“人类已经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判断持谨慎态度，但是支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系列技术、装备逐步趋于成熟，专业人才的储备不断增加，又让我们有较为充分的理由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并非子虚乌有。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为后发国家成功实现“赶超”打开“机会窗口”，如英、德、美、日等都是善于利用工业革命机遇的成功者。为此，我国必须尽早做好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各项准备。而有效的政策部署必须围绕着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主题的制造业“数字化”和“大规模定制”展开。
突破支撑制造业“数字化”的关键技术，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做好技术准备。
快速成型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新材料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关键技术的成熟和产业化，是促使制造业从自动化走向数字化的必要条件，也是各国争夺第三次工业革命先发优势的主战场。
目前我国在这些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环节已建立起一定的基础，但是与国外先进技术相比仍有不小差距，产业化步伐严重滞后。因此，必须加强对关键技术的突破和产业化的政策支持，产业政策、创新政策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专项政策应该向这些领域倾斜，将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与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结合起来。
“大规模定制”要求充分重视市场需求在未来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做好市场准备。
传统的产业经济研究和政策实践中，通常忽视现实中用户作为创新者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制造业“数字化”，能够更有效地满足用户对产品和服务的个性需求，用户作为产业创新者的作用无疑将会更加突出，因此，充分激发用户潜在的创新能力至关重要。
应该充分利用我国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层次双“提升”的有利条件，将“大规模定制”与促进新兴产业成长、启动“内需”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当前，通过应用示范、用户体验和会展等形式提升用户对未来技术的认知度和接受度迫在眉睫。
转变人才资本开发思路，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做好人才储备。
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要求生产组织方式与其相适应，而且对开发和使用这些新技术的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先进制造技术及其配套服务的研发人员能够站在技术创新的前沿，而且对生产现场的工人提出了由简单劳动向技能型劳动和知识型劳动提升的要求。
先进制造技术研发人才和知识型员工的缺乏，加之制约高端人才流动的诸多制度性壁垒，将成为中国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最大障碍。有利于前沿技术突破的科研体制改革和有利于创新型人才、知识型员工培养的教育体制改革，将成为中国更好地融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最有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