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的不是谋生，而是发家致富”顺水鱼财经

对于城管和小贩的关系，城管内部人士是怎么看待的呢？日前，南方日报记者同城管内部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一名队员，对此进行了一场对话。该队员认为，目前社会上对于小贩的认识存在误区，并且他认为：小贩只有一部分是弱势群体，更多的小贩不是谋生，而是发家致富。

“希望有标准来评价城管履职”

从主观方面讲，在城管成立初期，行政处罚方面的法制还不健全的大背景下，确实有不少粗暴执法的行为。这是历史的欠账。这种印象一旦形成，确实很难抹灭。但是，这种现象是逐渐大幅减少的。

南方日报：在天河车陂街道城管协管员苏家权被小贩砍伤之后，危伟汉局长表示，“对于城管系统来说，最痛的不是被砍7刀，最痛的是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在您看来，为什么城管会遭遇社会的不理解？

城管队员（匿名）：从主观方面讲，在城管成立初期，行政处罚方面的法制还不健全的大背景下，确实有不少粗暴执法的行为。这是历史的欠账。这种印象一旦形成，确实很难抹灭。但是，这种现象是逐渐大幅减少的。近些年所谓曝光的城管打人，很多个案细细推敲，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从' 法律层面讲，强制性是法律的本质属性。要严格执法，就不可避免要扣押小贩的物品，就不可避免产生一些肢体接触甚至冲突，而只有城管先动手打小贩，才叫暴力执法。过路的群众往往分不清事情的缘由，加上一些惯性思维的影响，往往就误认为城管打人，而且还误传播。极端的，我们也遇到过一些小贩自己往地上躺，自己损毁财物，然后喊“城管打人”的。

从外部环境讲，一些舆论传播的误导、歪曲，甚至造谣、煽动，是加深这种不理解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在网络时代，传播的作用不可估量。而社会层面的一些讨论，多数仍停留在表层，停留在一些很空泛，放之四海而皆准之的口号和大道理上，实际的效果不大。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城管工作的衡量，缺乏一个客观公正的标准。打个比方，人们不会因为发现一个小偷，就指责全城的警察不作为。衡量警察工作的标准，有发案率、破案率这些客观标准。而街面有一个小贩，市民就会指责城管不作为。实际上，违法、执法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定先有违法，才会有执法。城管对小贩没有人身限制权，一次执法也不可能杜绝其他的违法。我们也希望有一个类似于破案率的标准来客观评价城管的履职。

南方日报：在您看来，城管的形象应该是怎么样的？

城管队员：城管的服装、装备应该更规范、美观，质量应该提高，体现执法的严肃性。执法的时候不要觉得繁琐，而应该严格按照法律要求执行，步骤更规范，应对各种复杂情况的处置可以标准化。应该做到骂不还口，绝对不应该先动手，对方袭击时可以合法正当防卫。

小贩“更多的不是谋生，而是发家致富”

所谓“城管一下车二话不说就抢东西”，早就成为历史了。只是有些人刻意视而不见，制造这种假象以炒作。而所谓的“枪口抬高一厘米”，只不过是抬起道貌岸然的脚，把城管往不作为、渎职的陷阱里面踹。

南方日报：在城管与小贩的关系中，小贩往往更容易得到社会的同情，这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认为小贩都是为求生存而不得不出来摆摊的低收入人群，您觉得这和实际情况是否相符？就您所了解，目前广州的小贩的收入结构（即不同收入情况的比例）到底是怎么样？

城管队员：小贩得到同情，多数还是民众的观念停留在一种陈旧的印象上，从他们简陋的工具、破旧的衣衫上得到一些表面的印象。实际中确实有一部分小贩是真正的弱势群体。但更多的不是谋生，而是发家致富。

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目前摆摊的，大多数是青壮年劳动力。为什么一面是小贩越来越多，一面是工厂面临用工荒，这显然不是城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舆论上也过于关注小贩的处境，而忽略了普通市民的感受和对小贩的复杂心态。

我们希望有社会研究机构或者有责任的媒体，能对小贩的收入状况做一个深入细致全面的调查。小贩群体的成分很复杂，而那些烧烤档之类的，绝对是暴利。我当面听一些档主说过：“你们处级一个月才多少钱，不如我一个星期的。”“你让我摆两个小时，我一家人就够吃一个星期的了”有些媒体也报道过一些小贩致富的消息，例如回家盖几栋楼，很快买车、两年40万之类的。更有些用私家车摆卖的，能算弱势群体吗？

南方日报：那么对于不同情况的小贩，城管工作人员有没有区别对待？

城管队员：从执法的角度讲，不论贫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实际工作中，真正的弱势群体，并不会经常对抗执法，而是听从劝导离开现场。我也经历过亲手帮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清理好物品，扶她起身离去的事情。

城管也没有权力没有能力去打击靠摆摊而暴富的非法经营行为，那是刑法调整的范围了，需要长期跟踪取证。对于本地居民中的弱势群体，基层执法队往往会帮助向街道反映，帮他解决就业问题，或者安置在疏导区比较好的位置，免费或收取较低的管理费。

南方日报：香港电影里也有反映警察和小贩的关系，电影一般会劝警察执法时高抬贵手，能放过的尽量放过。在我们这里，城管执法的时候是否也会有类似做法（即能不处罚的尽量不处罚）？

城管队员：按照2007年1月1日起实施的《广州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第58条的规定，已经明确城管执法时必须先劝导，对不听劝止的才能采取暂扣等强制措施。这在全世界都是不多见的。所谓“城管一下车二话不说就抢东西”，早就成为历史了。只是有些人刻意视而不见，制造这种假象以炒作。而所谓的“枪口抬高一厘米”，只不过是抬起道貌岸然的脚，把城管往不作为、渎职的陷阱里面踹。

电影里毕竟是高于生活的艺术表现，香港小贩事务队的实际操作原则是：驱散，否则拘捕！

另外，城管执法面临的缺乏有效制约手段等种种困境，其实并不限于城管，而是现在行政执法困境的一个缩影。因为大多数发生在大庭广众之下，众目睽睽之中，所以更吸引眼球，更广受关注而已。

“没有城管，城市不会乱；但没有管理，城市一定乱”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法律是最好的防晒霜。城管应当正确面对批评，以法律规定为原则和底线，区分批评和污蔑，错则改之、曲则释之、诬则辩之。

南方日报：2008年至今年，这5年中城管工作人员在整治乱摆卖的执法行动中，是否有遭到小贩暴力抗法？如果有，大概是多少例？另一方面，在这些过程中，城管工作人员是否有暴力执法的行为？如果有，大概是多少例？

城管队员：这五年暴力抗法数量是逐年下降的趋势，一年最多有400多宗，最少也有100多宗。暴力执法的在个位数。

南方日报：有城管队员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状态：“一方面累死累活效果不好被上级骂，一方面查"走鬼"时又要给老百姓骂。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挺痛苦的。”那么，在您看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样才能改变这样的状况？如何解决当前遇到的城管执法难题？

城管队员：从根源上讲，城管小贩的矛盾是中国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东西部差距、就业压力、社会信用体系未建立等深层次问题的集中体现。从法律方面讲，行政处罚法“相对集中处罚权”的思路，体现了“一事不再罚”的原则，但配套的法律规定没有跟上，就没有落实“过罚相当”的原则。这些矛盾不解决，城管和小贩的矛盾无法根本解决。

而全国各地城管，在无法突破上位法约束的框架内，尝试的举牌执法、卖萌执法、微笑执法、围观执法、女城管执法……都是“带着镣铐跳舞”，会有一定效果，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社会舆论对城管自己的这些艰难尝试，往往表现出一种冷嘲热讽的舆论暴力，也在打消城管人创新改革的积极性。

南方日报：另外，目前社会上包括网络上有一些批评城管的声音，甚至有人提出要取消城管，对此，您是怎么看待的？

城管队员：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法律是最好的防晒霜。城管应当正确面对批评，以法律规定为原则和底线，区分批评和污蔑，错则改之、曲则释之、诬则辩之。

没有城管，城市不会乱；但没有管理，城市一定乱。综合执法的试点，到现在也20多年了，反映出的一些问题，确实需要从制度设计的层面解决，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取消城管（街面问题都交给巡警管）还是强化城管（赋予更有效的法律手段），都可能是发展的方向。但加强社会管理，总是需要的。

网友声音

厦门浪：给小贩发牌照 规范其经营

广州小贩目前的收入结构呈现多元化结构，并非全部是低收入人群。对此，知名网友厦门浪认为，相对内地来讲，广州小贩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内地小贩多为下岗工人、农民等出来谋生，但是广州小贩本地人所占比例并不大。广州作为千年商都，自古以来经济繁荣，加上改革开放等优惠政策，其经济吸引力不言而喻。正因如此，广州这一先富地区也承担着带动经济落后地区发展的社会责任。目前广州市的小贩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谋生的人，有粤西、粤北的人，也有黑龙江等地过来做二次批发生意的群体，他们以盈利为目的，经营着各行各业的生意，出现富商也并不稀奇。

但是小贩乱摆卖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了压力。城管系统内部人士也说出了其尴尬境地：他们的管理常常遭小贩怨恨，而如果不管，市民又会投诉。

对此，厦门浪认为，小贩是伴随人类社会分工而出现的，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城管本身就是为对付“草帽”而诞生的，最开始就是一种“消灭”的对立态度。

“我管了你，你没听，接下来你就要怎么怎么样了。”厦门浪认为城管在解决小贩问题上一味的管理、管制，甚至是消灭，却没有考虑到小贩的生存空间，没有承担起经济发达地区对经济落后地区的帮扶义务。

而为了缓冲城管与小贩的矛盾，厦门浪建议，这需要在“寻找小贩的生存之道”和“寻找城管的服务之道”两方面做文章。

据厦门浪透露，城管和小贩之间也会存在一些收取保护费等黑暗交易，对此，要寻找第三方来监督和调解。“第三方是很重要的，可以找一些小贩代表、市民代表和属地街道的代表，就是他们利益链条上的各方代表来组成第三方。由第三方来立规矩，有了规矩才好管嘛，他们的调解、监督也可以缓冲矛盾尴尬。此外，也可以借助适当的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

在具体管理上，厦门浪建议采取属地化管理，“可以规定一些时间段、划定一些区域，建立对话平台机制，或者发放"流动小贩牌照"，让他们相对有序，规范化，否则就会自发形成越来越多的帮派。

记者手记

城市管理能否更有针对性？

小贩到底是怎么样的存在呢？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诉求？怎么样才能避免城管与小贩之间冲突的发生？……这些问题的存在，是记者开展此次调查的一个动因。

通过这次调查，记者发现，小贩的月收入是多元的，从1000多元到过万元的都有。不过，月收入3000元以下的还是占到了一半，剩下五成的小贩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与此对应的是这些小贩中普遍学历不高，初中以下的就达到了52.3%。可以说，这些小贩普遍是相对缺乏技能的，而他们又普遍反映“铺租贵”，租得起商铺“谁想风吹雨淋出来摆摊”。针对这部分小贩，可以有针对性地提供疏导区域。

当然，由于广州经济相对发达，内地来广州的人员又是无法阻挡的，广州解决这些人群的就业的能力也有一定的限度。这往往成为城市决策者加强管理的理由，高压管理也往往导致了城管和小贩之间的冲突。那么，城市管理能否更有针对性，针对小贩群体中不同的成分，“分而治之”？

比如说，经营烧烤的小贩，他们收入高而且给周边居民环境带来困扰，可以加强管制，特别是这些食品销售没有食品安全许可，恐怕影响市民健康问题。但是对于卖饰品的，能否在部分人流旺地划出时段、划出地段，供小贩经营呢？记者在调查中也了解到，大多数小贩都希望政府能够宽容对待他们，对部分严禁区域放宽管制。如果实在无法放开，是否考虑另一个思路，即为小贩提供就业培训，帮他们选择其他职业谋生。

另外，记者在调查中也发现，小贩普遍存在地缘特征，能否采取类似于“流动党支部”的做法，在他们中间形成一个社会组织，实现有效管理呢？

南方日报记者 黄少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