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拐点来临顺水鱼财经

人口红利与体制红利、全球化红利一起，被称为是推动中国经济三十年高增长的三大红利。但国家' target='_blank' >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劳动适龄人口比2011年减少了345万，这个看似简单的数据却暗含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次重大变革，预示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拐点正式到来。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出生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为某一经济体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或时间窗口。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高劳动参与率、高储蓄率和高生产性投资。

首先，适龄劳动人口比重提高意味着人口对经济增长的高参与率。从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KαLβ可以看出，在一定的生产范围内，总产出Y与劳动力L是正向变动关系，即劳动力要素投入越多，总产出则越多。对该函数的两边同时对时间求导，则等式左边表示总产出增长率，是经济增长率的一个近似替代；右边包括劳动产出弹性与劳动增长率的乘积，代表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该式不难看出，适龄劳动人口比重提高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

其次，人口赡养率低或劳动力人均负担低，即每个劳动者需要赡养的老人和孩子数量少，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家庭储蓄率就会提高，这是一个社会高储蓄率的重要条件。同样从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见，资本积累（K）增加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而储蓄是资本积累或投资的重要来源。

再次，如果劳动力负担重，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的消费支出，如养老保障、医疗卫生、基础教育等大幅增加，就会减少生产性投资比例，导致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如果劳动力负担减轻，那么对公共服务需求就会下降，同时创造的税收增加，从而促使公共支出更多地转向生产性投资。此外，人口红利还可以通过住房需求、货币需求等渠道作用于经济增长。

我国人口红利的拐点已基本确立

在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一方面减少了' target='_blank' >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提高了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为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提供了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解决了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力的短缺问题，这两个方面共同助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城乡转移和教育素质等方面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具体表现在：

一是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开始下降，拐点提前到来。进入21世纪，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发展等原因，我国人口的快速增长得到了有效控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低出生率和低人口增长率阶段，即所谓人口红利增长期。2010年我国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达到历史最高（74.5%），比1982年提高了13个' target='_blank' >百分点。但这一趋势在2011年出现了首次逆转，当年劳动适龄人口比重比2010年下降了0.1个百分点，尽管幅度很小，但意义非凡。由于劳动适龄人口占比从2011年开始首年下降，因此可以把2011年称之为人口红利转折元年，这一时点比一些学者的估计（2015年）提前了4年。2012年劳动适龄人口的总量下降了345万人，进一步确立了人口红利拐点到来的趋势。

同时，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总人口中老年人所占的比例逐年上升，2012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4.3%，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9.4%，均远高于老龄化社会的国际标准（分别为10%和7%），这说明我国早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由于目前占比最高的35～49岁年龄段人口将在二三十年后步入老年，从而将进一步加速我国老龄化的过程。

二是城乡劳动力转移步伐放缓，“' target='_blank' >刘易斯拐点”渐行渐近。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和无限供给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基本条件，也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但近几年来情况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全国各地经常出现的招工难、用工贵现象，意味着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作为经济发展的人口蓄水池的作用正在逐步降低。表1数据显示，尽管农民工的绝对数从2008年的2.22亿增长到2012年的2.63亿，但增长速度在明显放缓，2010～2012年农民工年增长率分别为5.4%、4.4%和3.9%。与此对应的是农民工收入增长在不断提速，2008年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1340元，到2012年增加到2290元，年均增速达14.3%。这两组数据说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已不再成立，“刘易斯拐点”正在临近，这也是人口红利开始衰减的前兆。

三是人均受教育年限偏低且区域差距较大。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能够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受教育程度将制约或促进人口红利作用的发挥。人均受教育年限是用来衡量教育发展的主要指标：社会越进步，教育越发达，人均受教育年限也越长。表2数据显示，近些年来，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如2010年北京市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1年，比1990年提高了2.4年，黑龙江、上海等5省市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也均有所提高。但是，第一，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依然较短。' 美国人均受教育年限是13.4年，比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最长的北京市多2.4年，比贵州多6.6年。在其他发达国家，' 英国是14年，' target='_blank' >加拿大是14.6年，日本11.1年，' 澳大利亚14.4年，均显著高于中国。第二，地区差距偏大。样本数据显示，近二十年来，不论在我国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人口受教育年限都在显著延长，但地区之间的差距依然偏大。如2010年，北京市比贵州省长4.2年；与1990年比，两地之间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还在扩大。

通过对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城乡结构以及受教育情况的分析可见，我国当前仍然处于人口红利时期并将持续一段时间，但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红利开始衰减，人口负债渐行渐近。到底我国何时会进入人口负债期？如果以总抚养比低于50%作为人口红利测量的基准，1990年我国总抚养比为50%，开始进入人口红利时期，从2005年到2015年，我国总抚养比基本在40%以下，到2030年我国总抚养比预计为49.7%，人口红利期基本结束。可见，我国人口红利存续时间大约还有20多年。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在人口结构转变、人口红利衰减并且最终消失的进程中，经济结构如果不能及时转型、人口的劳动竞争力不能提高，那么人口红利就会转变为人口负债，从而将可能导致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和矛盾……（全文请阅读《中国金融》印刷版2013年第7期）

作者单位：' howImage('stock','1_601988',this,event,'1770') 中国银行(' 601988,' 股吧)国际金融研究所；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