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奇平：企业家关心后现代是生存需要顺水鱼财经

【文章摘要】企业家关心后现代问题不是偶然的，他们不是出于学术的关心，而是生存的需要。他们在实践中，吃尽了同质化的、不讲个性化的现代性经济的苦，再也不想靠拼价格战为生；他们要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从发展方式转变这个大方向，去寻找真理，寻找光明。

最近我遇到一件奇事。

深圳的一批企业家托人找我讲一讲后现代经济。最初，我以时间不合适为由，婉言谢绝了。没想到，过了段时间，这批企业家又辗转通过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所，再次请我，一定要去讲一讲后现代这个题目。盛情难却，我去深圳给他们讲了一次，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令我惊奇的是，后现代这个题目，对一般学者来说，都是虚得不能再虚的题目。我只在香港中文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对最前卫的听众讲过两次。为什么以务实着称的广东企业家，会对这样一个学术性很强的题目，表现出这么浓厚的兴趣呢？

原来，深圳一大批搞电子商务的企业家，为了回避同质竞争的价格战，不约而同转向了相反的方向--个性化。他们有个性化方面丰富的实战经验和成果，为此还举办了广东第一次个性化产品展销会。有了实践，又凑到一起，自然希望交流。为了探讨如何搞个性化，他们自发地组织学习，却发现找不到一个老师能讲个性化经济，更不用说网络个性化。因为我写了《后现代经济--网络时代的个性化和多元化》一书，于是他们自然找到我。这就是事情的原委。

真也难怪。经济学是从来不谈个性化的。任何经济学辞典都不曾收录过“个性化”这个词。简言之，经济学家作为个人，可能听说过个性化这个词；但作为经济学的人格化代表，从来没听说过个性化。因为经济学不允许他们听说这个词。一听说个性化，经济学就完蛋了。因为个性化的意思，就是效率不经济。效率的意思，就是个性化不经济。经济学只知道靠效率、靠“中国制造”赚钱；怎么会知道广东企业家会用个性化，赚更多的钱呢？经济学之脱离实际，脱离企业家的实战，由此可见一斑。

与深圳企业家相处的几个小时，我意外地找到了在学者身上找不到的深深的共鸣。我给他们讲诺贝尔奖得主卡尼曼的价值定义“价值是效用相对参照点的得失”，连学者理解起来都费劲的东西，这些企业家一下就懂了，因为深圳山寨机的模式他们十分熟悉；我讲十分抽象的鲍德里亚的交换理论，他们也一下就接受了。因为他们从腾讯的“基础业务免费+增值业务收费”中，迅速理解了“象征交换（礼品交换）+商品交换”双边模式的真谛。

事实上，我与企业家们的想法，在第一页PPT“后现代经济解决什么问题”中，就一下拉近了。我说，后现代经济没有什么神秘的，后现代经济就是个性化经济（碎片化即个性化），讲的就是如何从降价竞争，转向提价竞争；从成本竞争，转向差异化竞争；从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到小批量多品种；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这些是我日思夜想的问题，也是这些一线实战的企业家日思夜想的问题。

企业家关心后现代问题不是偶然的，他们不是出于学术的关心，而是生存的需要。他们在实践中，吃尽了同质化的、不讲个性化的现代性经济的苦，再也不想靠拼价格战为生；他们要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从发展方式转变这个大方向，去寻找真理，寻找光明。其中的先行者，象当年追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一样，开始追随新商业文明，并在个性化的实战中尝到甜头，自觉要求上升到理性高度认识新东西。我认为他们的觉悟，已不是闷坐书斋不闻窗外之事的学究可比。

我们一向秉持领先半步，发现未来的理念，愿与这样的CEO交朋友。而这样的CEO在中国涌现本身，就是我们的一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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