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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0]15号）明确提出：“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落实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消除制约民间投资的制度性障碍，支持民间资本投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有效激发市场投资活力。”在《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13号）文件中指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 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规范设置投资准入门槛，创造公平竞争、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市场准入标准和优惠扶持政策要公开透明，对各类投资主体同等对待，不得单对民间资本设置附加条件”。《若干意见》同时明确提出：“鼓励民间资本参与' 电信建设，鼓励民间资本以参股方式进入基础电信运营市场。支持民间资本开展增值电信业务。加强对电信领域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管，促进公平竞争，推动资源共享。”
为落实国务院文件精神，探讨民间资本进入电信业的路径、方式、渠道和对策，对于消除当前开放市场建设中的体制障碍，建立健全竞争性市场的运行机制，将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与此同时，民营资本进入垄断性电信业（或垄断类的电信业务），特别是进入基础电信运营业，最根本的目的是促进有效竞争市场的形成。由此，不可回避地需要面对几个前提性问题。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初期的竞争体制对民间资本进入竞争性行业的约束。
首先，在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初期及快速发展阶段，竞争性市场建立的基础不仅仅是政府政策导向，更需要' 法律体系的率先建立。
近十年，政府讲公平竞争和有效监管，争论、设计、试点，几经起伏，但成效一直不大，总是在涉及国有公司利益和部门利益问题时止步不前，并屡屡对攻坚性的矛盾采取妥协方式。这一局面的出现，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决策层设计竞争体制时没有基本的法律依据和言之必行的法律监管措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所面对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在电信业市场竞争体制建设中，集中表现在垄断利益集团对既得利益的保护与非垄断部门寻求市场公平的矛盾上。当前，设计民间资本进入电信市场，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公平与效率问题的挑战，回避这个问题而单纯谈鼓励、扶持政策，根本触及不到垄断集团的核心利益，而利益分配机制和利益关系网的固守不变，必然导致民间资本进入电信业只能是形式化的摆设。
其次，电信业作为国家战略性产业，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与制造业等一般性产业的最大不同在于，垄断企业内部竞争体系建立的紧迫性明显大于垄断企业与外部企业竞争的紧迫性，这已被所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所证实。
欧美发达国' 家电信业真正开放市场大部分启动于上世纪80-90年代，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前提在于传统电信业主要基于语音业务。在基础电信服务普遍化的背景下，传统业务盈利能力的下降必然决定要依靠开放市场来刺激新业务的形成和发展。欧美发达国家开放电信市场正是基于这一点而实施的，只有开放传统业务，才有可能推动新业务的形成。至1990年美国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战略时，电信业市场的开放已不再是传统的竞争问题和基础电信问题，而是技术、市场、跨行业的融合问题。
我国的情况与欧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异，首先，我国传统电信业务虽然已进入发展的成熟阶段，单位用户的语音类话费收益额已出现下降趋势，但由于存在严重的客户集中，比如80%以上的移动客户被中国移动所垄断，90%以上的固话客户和95%以上的固网宽带客户被中国电信和' howImage('stock','1_600050',this,event,'1770') 中国联通(' 600050,' 股吧)所控制，这就在市场规模上基本抵消了新进入者从事传统业务的发展机会，并且要面对高昂的进入成本。
对此，民间资本和民间投资机构所做出的投资与财务分析已表明，民间资本进入基础电信市场“等于是用大量充满活力的资本去任由国有电信运营商宰割并最终被套牢，是在让民间资本担当电信传统业务的接盘手，为垄断性国有电信运营商将大资本转向发展电信新业务做垫脚石。”其次，中国虽然近几年先后提出“ICT”战略、“' 通信大产业战略”、“两化融合”战略和“三网融合”等战略，但“融合”问题一直难以获得实质上的突破，特别是“两化融合”、“跨行业融合”步履维艰，这就导致基础电信业向新业务、新服务、新市场模式、新竞争手段拓展的空间长期处在狭小不畅的状态，由此，民间资本即便有能力进入，也很难明确地选择自身的市场位置。
从另一个层面看，在市场经济建立的初期阶段，垄断性的国企和非垄断性的民间资本，在战略性产业的进入中很难获得平等的机会。这一点，在中国尤其显著。因此，我国在开放市场的进程中，法律体系的建设难度要大于欧美发达国家80-90年代的情况，但优先建立法律体系也远比欧美发达国家更为重要。
第二，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对电信业向民间资本开放提出了战略性的挑战。
由于欧美发达国家已经跨越了传统电信时代，通信技术、IT技术、传感技术及其它各类信息技术已渗透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使新电信产业进入前所未有的一次跨越式发展时代。这种以“融合加竞争”的新型产业模式使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发达“国家融合加竞争”的产业模式主要来自于两大体系，第一是最大可能地调动社会最具优势的资本，特别是庞大的民间资本；第二是对重大的技术领域及全球化战略采取的是“集中国家资源和财力的强势突破战略”，比如在信息战争、航天航空、信息控制与渗透技术等领域，发达国家的资本与技术集中度远强于我国，美国的“阿波罗计划”、“星球大战计划”，欧洲的“空客计划”均是最典型的例子。而我国这些年关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正在被一些所谓的市场派专家和官员所批判。
发达国家“融合加竞争”的通信信息体系表明其市场经济的成熟度和法律法规的执行能力。在这方面我们的缺陷更是显而易见的。
由此，本报告认为，对民间资本开放基础电信业不仅仅是一个竞争市场建立的问题，更是中国市场化建设和完善市场法制不可回避的一个战略性问题，是中国如何缩小与发达国家技术及产业差距的一个极具迫切性的问题。实现中国民间资本进入电信业，不仅要设计政策机制和竞争机制，还需要系统地研判下一步电信业发展和演进的整体趋势，充分考虑产业形态变化过程中的国家战略、国际竞争和技术博弈等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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