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士大夫也谈钱 王安石变法核心是理财顺水鱼财经

传统文人士大夫不谈钱。不过作为政治家和变法的主持人的" 王安石是另一副样子，王安石非常注重物质、极其重视钱，甚至我们可以说这个变法的核心就是“理财”，这也是他得到神宗这个年轻皇帝信任的主要原因。

在理财问题上，王安石与司马光曾发生一场争论。熙宁元年（1068）宰相曾公亮鉴于河北大灾，要求取消郊祀之后对大臣的赏赐，这引起一些大臣的反对，在新皇帝（神宗）面前争辩起来。司马光赞成，他认为国库日益空虚，国用不足，上下都应该节俭，取消很好。王安石反对，认为这没有几个钱，斤斤计较，有失大体。王安石、司马光二人进一步申说自己的观点。王安石说，国用不足是因为没有好的理财之人；司马光说，所谓“理财”不过是能够巧立名目、从人民身上尽情搜刮，最后使百姓困穷已极，流为寇盗。王安石说这不是善理财，真正的理财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马上指出这是汉代，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说法，又说“天地所生财货丰、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王安石不赞成这个意见，他主张“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从当今经济理论看，王安石当然是正确的。可是，在那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里，所谓“生财”云云，也只是王安石的理想，开拓性的“生财”几乎是不可能的，他的政治实践中的“生财”还是从老百姓的钱袋拿到国库里。

新法的确也贯彻王安石的“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备边府库不可不丰”的方针。其中绝大部分条款是与理财密切相关的。如“方田均税”“青苗”“免役”“市易”“免行”“均输”等都是着眼于“钱”的。前三条是针对农民，其中免役也包括一些坊郭户；后三条主要是针对商人、手工业者和服务业者的。

例如免役法，如果光从字面上来看确是好事，这条" 法律把“差役”改为“雇役”。前者是人民按户等轮流向国家服役；后者则是由政府出钱募人雇役。人们按照产业的多少和户的等级出钱代役，这钱就叫免役钱。这种改变应该说是符合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的。问题出在，原来户等低的穷人，也就是在实行差役法时不充役的，如客户、单丁户、未成丁户、女户、坊郭户以及享有特权的官户、寺院户等，在实行免役法后也要按同等人户的免役钱之半交纳“助役钱”。另外，在免役钱之外，政府又增加一个新的名目叫做“免役宽剩钱”。也就是说在免役钱上要打出一些富余来，以备天灾人祸，这个“富余”规定为20%，年年征收，与免役钱没有什么区别。免役钱并没有按照朝廷的说法用之“雇役”了，地方政府的开支多仰赖这笔钱。青苗、免役主要针对的是农民。

“市易”“免行”“均输”都是管控商人的。商人是四民之一，在皇权社会中也属合法的存在，但中国的政治传统就是只要国家、政府发生经济或财政的困难，他们第一思路就是从商人那里弄钱。王安石的理财也不例外。市易法是建立“市易司”（首都）“市易务”（边境和其他城市）市场管理机构，表面上说是通过国家干预，防止大商人囤积居奇，垄断价格，起到“平抑物价，调剂供求”的作用。后来这些变成了专门收购紧俏物，垄断货源、定价权，从商品的批发到零售都被政府官员操纵。市易司等变成对商人横加索取的赚钱机构。宋代本来属于官营的商品门类就很多（如盐、茶、酒、铁等），市易法等于官营市场的一次大膨胀。

免行钱也是针对商人的。市场上商人除了交税外，还有一种额外的摊派，包括物品和人工。你要想免除这种摊派，可以交钱替代。后来免行钱演变成入“行”钱，就是说你想从事任何商业或服务业活动都要交钱来买准入证。《宋史·郑侠传》中说连挑水、卖粥、卖茶这些小商小贩，不交足了免行钱就不能开业。均输则是设发运使，凡是上供物品（粮食是其中大宗），都要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原则的方针，节省开支、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为朝廷省钱。

上面对新法的主要条款作了简单的分析，可见其精神实质就是为朝廷弄钱，钱也的确弄到了。从这个角度说，王安石变法是成功的。元丰年间，宋神宗看着国库日益充盈，特别高兴，不仅多盖“御前封桩库”以储存财货，而且赋诗庆祝，并用诗句每字命名储物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