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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与接班人：300万民企的现实焦虑 之10
富二代们集体登台了。这次，他们没有出现在敞篷跑车、豪宅阳台上，而是站在企业巨舰的船头———未来10到20年我国将有300万民营企业面临接班换代的问题。
我们需要担心企业在年轻舵手掌控下命悬一线吗？
“富不过三代”的流行说法似乎暗含着家族制是企业传承毒瘤的意味。但理性分析，这是妖魔化家族制的一种说法。对于企业传承、特别是东方企业的传承，家族制未必是障碍，反倒有可能有助企业传承“顺产”。
家族血脉，本就是一种制度，而且是人类历史中最长久、最坚实的一种制度，与维护家族后代权益与保障基业长青之间，并没有天然的隔阂，甚至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课题在于如何进行更顺畅的制度设计。
每当家族企业枭雄病重弥留之际，我们似乎就习惯性地绷紧神经，是因为我们担心家族制无法完成如此规模财产的即时处置和长久运营，还是因为这个家族的财产实在值得大多数人关注一下？数不清位数的遗产，的确终于要有个交代。当然以豪门恩怨的逻辑来看，此时不仅有遗产浮出水面的盛景，亦有八卦浮出水面的妙景，而八卦也往往与遗产相关。
华人富豪尤其如此。原因毋需重复，无非是屡被提及的华人讳忌早立遗嘱、华人企业家族制色彩浓厚、情理不分等等。
如果纯粹以西方' 法律传统的视角来看，华人家族企业遗产继承确实太过复杂悬疑，而通过法律层面的继承法与个人层面的完备律师服务，西方企业家相比之下能更清晰方便地处置自己的财富继承，譬如被广泛传诵的盖茨和巴菲特。
而华人家族企业的反面例证并不难列举，譬如不久前的王永庆、龚如心遗产大战，天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私生子或神秘外姓客可参与继承。
不过，这种分析方法未免有八卦、不负责任的嫌疑。与此相伴的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好的”继承制度是不是就该像剖腹产那样，精确而可靠？
财产继承≠企业控制权更迭
这里，我们首先要区分财产继承与企业控制权更迭，这完全是两回事。个人财富的传承，无非是一种小范围的再分配，其结果也会局限在家庭内部，或维持，或发展，或挥霍。固然，将财富视为终将回归社会是一种旷达的道德或一种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但财富本身毕竟为现时的社会体制所推崇，以最宝贵的东西馈赠关系最密切的妻女子嗣密友，无可厚非。而在财产的继承之外，我们更需要考虑的是企业控制权的更迭，因为企业是现代社会经济、文化与社会诸方面要素与利益的载体，企业的动荡会引发更大范围内的反应———家族内部的财富分割可以作为八卦在茶余饭后消费掉，家族企业的前程则要影响到很多人有茶有饭的生活。
我们关注的不单单是财富分配，而是在企业的财富维持与创造。企业是财富的结构化存在以及财富结构化的生产体制，特别是企业大到具有了社会属性，比如“富可敌国”的赌王何鸿燊，其掌握着澳门乃至香港的经济命脉。这样，我们的视角就变得高远和超然了———我们真的不是在虚拟的财富分割算度中获得某种替代性满足，而是担心某种具有社会公器色彩的企业因为不清晰的家族继承以及不称职的家族继承人而遭受损失。
那么，究竟什么是“好的”、或者说“适合”的企业传承制度？如果将企业更迭与继承看作人的新生的话，到底是应该“顺产”还是“剖腹产”呢？非家族制企业管理，好处被说得那么多，那意思是说就像剖腹产那样精确可靠还是像顺产那样自然而然？
以麦肯锡的调查数据——— 只有5%的家族企业可以在三代以上持续发展、顺利传承——— 来质疑华人家族企业继承，似乎并不成立。第一个需要考虑的是，家族化的企业管理与传承，远比现代企业制度时间久远，自然经受历史考验更多，且不说时下为人津津乐道的职业经理人制度蕴含的巨大道德隐患，职业经理亦不可保障企业可以在大的时代动荡中基业长青。其次需要考虑的是，这个数据本来就表达的是一种现代企业制度与家族企业的杂糅，而不是讨伐家族制本身或者若干败家子，现时很多家族创制的企业，其实际控制权已经不在家族手中。
曾经的蚁族天堂、如今的拆迁重镇———北京唐家岭，几乎每一座房屋之下都在发生着纷繁复杂的家族财产纠纷，我们也说这是家族制的历史沉疴？
需要为赌王何鸿燊担心吗？
再让我们来看看时下最受关注的赌王何鸿燊的个案，在数月前的病危传闻之后，最近的几次股权安排，无疑是在为其庞大的商业帝国交接班铺路。但我们需要为赌王家族制传承和平稳过渡担心吗？
赌王三代叱咤港澳商界风云，从资助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香港首富何东爵士、到其弟何福(赌王何鸿燊的祖父，亦为华商五杰)，何氏家族很少离开商界的顶尖位置。
不仅如此，他们也多有子嗣，如何东十一子女，何福和何鸿燊的父亲何世光皆为十三子女，均与何鸿燊的十七子女在一个数量级上，这种考验智商的遗产分割完全没有拖累家族的发展。而家族中最大的一次动荡并不是发生在财富与财权的继承上，而是源于何鸿燊叔叔何世亮一次投机失败。
而所谓何鸿燊10港币独闯澳门的传奇，也是得到叔父的鼎力照顾，而其身上表现出来的光宗耀祖的志向与反哺母亲的孝道，相比职业经理人的制度，很难说不是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对各路富豪遗产继承分割的热衷，除了“目睹”财富转移所达成的虚拟体验与八卦心理外，也能从中获取一种传承的感受，毕竟我们相信代际间传承的不仅仅只有遗产。香港著名作家、资深音乐人黄霑如此评价赌王：“他的风度，连我这个没有什么同性恋倾向的男士也被迷倒。”我们似乎默许这样出色的人物，是可以将优质的基因更广泛、更有效地进行传承，就像此前我们热衷于讨论成吉思汗如今有几亿后裔一样。
就此，长期被诟病为压迫妇女的妻妾制度，从这个角度看也是为了满足选拔合适家庭继承者。无可否认，财富催生了风流，而这背后其实也有制度性考虑。
在赌王的个案中，我们甚至看到了很多制度性的选择，比如虽然四姨太有攀附的嫌疑，但毕竟进入了赌场这一核心产业，且通过了承包制的考验，因为即便是赌王安排的人，达不到经营指标照样要“下岗”。换言之，对那些精力充沛、眼界广阔的企业家来说，他们有意从家族中选拔合适的继任者，而且即便在创始人的光环之下，亦有元老组成的各类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管理措施。
社会资源对于个人奋斗的价值也不容否认，甚至是核心资源，而这样的资源显然更容易在家族内部流动。如何鸿燊独闯澳门的豪情背后，其实也是得到一位叔公的举荐。
所以，当我们在今日看到新的一批企业下一代出现在领导者的位置上时，难道我们还要下意识地、通过植物性神经反射去炒家族制的冷饭吗？难道我们不要去深入考虑，是不是这些企业引入了可靠的现代企业制度，而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脱离对于企业领导者能力高下的依赖呢？如果说中国企业家逃脱不了地会期望自己的子女继承产业，那么，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推动企业制度安排的动力吗？
家族血脉，本就是一种制度，且是人类历史中最长久、最坚实的一种制度，维护家族后代权益与保障基业长青之间，并没有天然隔阂，甚至是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课题在于如何进行更顺畅的制度设计，无论如何，它们都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社会”生命体的延续，不同的继承法无非像顺产与剖腹产的区别一样，各有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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