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年末,中国三大运营商交出了3G用户近4000万的答卷。其中TD用户为1883.5万户,占比四成。作为中国自主的3G标准,TD交出这样的成绩单实为不易。
回望过去十年,TD的产业化伴随着风险与质疑一路走来,其中有多个关键节点。可以说缺少其中任何一步,TD都有可能中途夭折。另外,关于中国自己的3G标准能否做大,会不会贻误中国3G产业发展时机的争论也从未停止。
事实上,TD并不是一开始就被各方认同,由最初大唐的孤军战斗,到引入更多的产业链合作方,再到2006年规模试验后TD真正上升为国家意志,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TD十年发展最重要的一座里程碑则是2009年3G正式发牌。TD作为中国自主3G标准交由全球用户最多的运营商中移动运营。这意味着过去产业化过程宣告结束,进入了市场推动的阶段。
从新世纪之初开始,伴随TD走过十年之路的是无数大大小小的企业。十年中有人困惑摇摆,有人在黎明前的黑暗倒下,也有人在看到3G的诱惑后新近加入,当然也有像大唐这样坚定不移的支持者。
作为TD技术的研发主体," 大唐电信(" 600198," 股吧)集团在过去十年来背负了与TD相关的荣与辱。TD多年的高额投入让大唐要不断的靠银行贷款来发展产业,其资产负债率一度高达91%。如今,虽然产业化的风险已经消除,但TD的市场化风险依然存在。不过由于中移动的加入,大唐的压力减轻许多。
大唐角色
《21世纪》:有人说为了发展TD拖慢了中国3G启动的步伐,您怎么看TD在整个3G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陈:3G发展初期,很多样机都被淘汰,不能真正去商用,包括TD在内的3种3G标准都需要经历一个逐步成熟和稳定的过程。实际上,全球3G市场到2006年才开始真正发展,在2005年之前的用户都不多;与1G、2G比较,我国3G商用与其他国家的时间差并不是很大。
在国际3G商用的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制造业、运营商都在发现和解决着3G发展过程中问题。比如说,我们认识到移动" 互联网才是3G真正的驱动力,而不是视频" 通信。比如说,TD经过了从2006年、2007年到北京奥运会最严格的试验,运营、制造、应用等产业链逐渐成熟。从全球来讲,我国政府发牌照的决策是谨慎的,从技术要求上讲也是最严格的,我们只是希望中国的3G发展能少走弯路,同时TD也快速成长起来。
我们只能说,在WTO的规则下,公平竞争是没错的,但刚开始的“试验田”给谁是不一样的。
《21世纪》:过去十多年,大唐" 电信集团与TD这块“试验田”的命运一直捆绑在一起。为什么是大唐电信集团承担起了参与竞争国际标准这项使命?
陈:大唐电信集团作为一家" 科技创新型中央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最大的和实力最强的电信研究院,本身就有很多自主创新的基因,并背负着强烈的民族的历史使命感。第二,在七十年代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地位的同时,我们成为了国内第一个ITU(国际电信联盟,政府间组织)成员。我们的老专家们在这个组织摸爬滚打几十年,让我们慢慢懂得了国际标准的“游戏规则”。
同时,当我们独辟蹊径提出了TD-SCDMA标准后,也得到了政府和国内很多老专家的大力支持,经过很多努力,才使它变为了3G国际标准。
《21世纪》:您怎么界定大唐电信集团在通信市场中的角色?
陈:这和我们做中央企业的定位是有关系的。首先,我们是信息通信领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我们推进TD成为国际标准。目前我们系统设备占国内TD市场份额的30%,在芯片和解决方案占了50%的市场份额。下一步我们会推动TD的国际化。
第二,中央高科技企业重要的是自主创新。中央企业背景、类型存在较大差异,大唐电信集团是处于高科技领域的全球市场竞争环境下的中央企业,依托自主创新技术,带动本土行业的进步、提升我国移动通信业的国际竞争力,是我们企业存在的、发展的应有之义。
我们认为,大唐提出的TD-SCDMA国际标准并推动其实现产业化、市场化,是中央企业以自主创新能力带动行业进步的成功案例,是央企履行社会责任的集中体现。
产业化与国家意志
《21世纪》:2000年TD标准正式确定后,产业化成为TD最大的难题。TD产业联盟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陈:从历史的角度看,第一代移动通信时期,我们全部的技术、设备等都依赖进口。到了第二代移动通信时代,实际上我们国内能做的是一些基站等运营商系统设备的制造和手机的贴牌生产,仍然没有核心技术。第三代移动通信时代,为打造基于自主创新技术的完整产业链这一历史使命提供了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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