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的中国年轻受访者称“个人财富”是最渴望的职场收获
《望东方周刊》记者戴闻名、特约撰稿沈大伟 | 上海、北京报道
中国人谈论“80后”、“90后”的同时,西方人也在密切关注着中国未来的主人翁,只不过他们使用的是另外一个名称“Y一代”。
“Y一代”(Generation Y)是一个在西方广泛使用的概念,指的是“X一代”,即“婴儿潮”一代的下一代人。从年龄上来说,“Y一代”是如今18至30岁(1983-1995年出生)的年轻人,大约相当于中国人所说的“80后”加“90后”。
' 英国人力资源公司翰纳仕(Hays)不久前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英国、中国等全球数个国家“Y一代”的人生和工作观进行了调查,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结论之一是:金钱或个人财富,是中国“Y一代”的最高追求,而其他国家的同龄人更重视从工作中获得满足感和享受工作。
瀚纳仕中国区总监兰熙蒙(Simon Lance)告诉《望东方周刊》:“每个地方的年轻人都认为赚钱很重要,但在中国,创造个人财富似乎尤为重要,这是中国‘Y一代’与英国和其他国家相比,特别显著的区别。此外,他们还表现出特别强烈的创业精神。”
“Y一代”将个人财富视作成功指标
在翰纳仕对1000名主要来自城市的中国“Y一代”的问卷调查中,有64%的受访者表示,“个人财富”是他们在职场上最渴望获得的收获。
“截至目前,在其他国家,从工作中获得满足感和享受工作是年轻人的最高追求;而在中国,衡量中国‘Y一代’事业成功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就是所创造的个人财富。与其他国家的同代人相比,中国Y一代会更严肃地选择工作,并且其选择往往受薪酬的驱使。”这份名为《Y一代与职场》的报告分析说。
已在中国工作数年的兰熙蒙说,他个人的感受是,在过去一些年中,由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大城市薪资水平已经明显提高,同时生活成本上涨也很快,“中国‘Y一代’因此非常明白地意识到,物质条件很重要”。
上海某重点高校2010级学生、即将跨入职场的“Y一代”朱某对这个调查结果表示赞同。他告诉本刊记者:“在求职时会考虑个人和社会两方面的需求,但收入肯定是首先必须考虑的因素毕竟之前主要依靠父母给予经济上支持,现在应该开始考虑独立负担自己的经济开支了。同时,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未来生活的基础,也反映了社会对自己的认可程度。”
另一位已经在银行业工作4年的“Y一代”顾某则表示,“追求个人财富”是“重要因素”,但也未必是第一位的考虑,“个人兴趣”和“父母意见”也会是重要考量。
特别看重财富,是否健康?对于这一点,复旦大学青年研究中心主任郑长忠认为是“十分正常的”“中国的‘Y一代’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成长起来的,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整个社会首先会按照经济的逻辑运转,也即利益导向。不只是‘Y一代’,职场中的其他人群也不可能脱离收入和财富去空谈其他因素的重要性。”
值得一提的是,调查结果中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尽管中国“Y一代”追求物质财富,但同时也是最尊重知识和愿意学习的一群人。有55%的受访者将知识和专业技能选为工作中最希望获得的收获,比例远高于其他国家的受访者。
“中国年轻人学习的欲望之强,远远超出我看到的' 澳大利亚和英国年轻人。每年我都看到很多中国大学毕业生至少有一两个学位,通常都会说英文,有时候还会说第三种语言,还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兴趣爱好。”兰熙蒙说。
他笑言:“如果全球是同一个就业市场,而我是一个西方毕业生的话,面对中国竞争者我一定会非常紧张。”
喜欢创业,在换工作方面却相对保守
调查中发现的另一个“悖论”是,中国年轻人很喜欢创业,但在换工作方面却相对“保守”。
调查显示,只有极少数的中国受访者表示对自主创业不感兴趣。45%以上的受访者如今并非为自己工作,但却把未来自主创业列为一大职业目标,其中9%已经在创业。
“这些数据远高于参与调查的其他所有国家,或许揭示了一种现象:随着中国政府对私企发展限制的降低,中国年轻人对自主和积极性的兴趣重新燃起。”报告这样分析。他们认为,中国“Y一代”将是“充满企业家和成功者的一代”。
与此同时,中国年轻人在换工作方面却又相对保守。近半数(46%)的受访者希望在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最多更换3次工作,另外一半人希望最多换6次,只有极少数人认为自己起码要换10次工作。
“在如今的英国或' 美国年轻人看来这相当不可思议。”报告说,“只有极少数的中国‘Y一代’喜欢经常变化的、多角色的事业,而后面这种事业观恰好广受西方年轻人的喜爱。”
这一充满悖论的结果在本刊采访的中国“Y一代”身上似乎也得到了验证。在银行业工作的顾某说,他受家庭影响,确实有创业的打算,希望未来可以创办一家咨询公司,用自己在工作中积累的经验为中小企业管理者提供服务。
即将踏入职场的朱某则说,自己心态“求稳”,“总体谨慎”,更愿意在一个企业中尽可能长地工作下去。
兰熙蒙告诉本刊记者,他对这个结果有些吃惊“我所知的一般中国雇主的感觉都是,中国年轻人换工作的速度太快,花在每个公司上的时间太短。”他的解释是这里有个落差:雇主觉得年轻员工换工作太快,中国年轻人却觉得他们其实不想换工作。
总体来说,他感觉“中国人特别欢迎变化”,“在上海这样的中国一线城市里生活的人,经历了特别多的变化,他们几乎总是在期待变化、拥抱变化”。
“不再将老板视为权威”
在报告撰写人看来,中国“Y一代”身上体现出的最明显的代际变化在于,在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里,年轻一代“不再将老板视为权威人物”,“理想的老板是可以与员工做朋友的老板”。
调查显示,45%参与调查的中国年轻人将“鼓励他人”视为职场领导最应该具备的能力,此外将近半数的中国“Y一代”认为,理想的领导应该是可以信赖、既可以讨论公事又可以畅谈私人话题的人,“这个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的同龄人,并且与10年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只有20%的人希望领导是工作监督和分配人员。
接受本刊采访的顾某也表示,心目中的好领导是“能够跟下属平等对话”的人,“职位不同只是基于工作任务的一种分工,领导不应据此强化自己的权威,而应该能与下属平等地沟通,并为他们留出自主性的空间”。另一位“Y一代”朱某则说,希望领导一方面“具有统揽全局的能力”,另一方面“能基于自己的阅历给员工以更多的指导”。
在兰熙蒙眼中,中国“Y一代”对“老板”寄托了比上一代人和西方同龄人更多的期待“他们期望中的与老板或领导的关系,是一种双向的关系一方面尊重其权威,另一方面也希望领导是‘导师’。‘朋友’是个西方语境下的词,用在这里可能并不确切。”
这可能与他们独特的成长经历有很大关系,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仍然强调上级“权威”,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深受西方影响的一代,所以也会期待一定的“友谊”成分,如此的“老板观”即是“过去和现在的混合体”。
“对社交媒体极为热心,对隐私担忧弱”
所有调查结果中,最让英国调查者印象深刻的,还是中国年轻一代对于社交媒体的“开明态度”。
79%的中国“Y一代”受访者同意“社交媒体是一种有益的职场工具”,70%的人则认为雇主应该信任自己的员工在工作时间使用私人社交媒体。
报告对此评论说,“尽管中国‘Y一代‘在某些方面思想相对保守,他们对社交媒体的态度却十分开明……对社交媒体极为热心,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工作之余,都是社交媒体的忠实用户。”此外,他们对个人隐私的担忧也要比西方人弱。
兰熙蒙对此评价说,每天早上在北京上海搭地铁的人都会看到,中国对于移动科技的拥抱是这个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都无法比拟的。“这一代的中国年轻人会非常开心地把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融合在一起。这并不一定就是坏事或是好事。西方对于个人隐私的关注度确实更高。”
与此同时,“工作和隐私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你的老板在你的社交媒体当中,这其实‘越了界’,会是一个越来越大的挑战。”
自己在上海的公司里管理着许多“Y一代”的澳大利亚人兰熙蒙说,他对于这一代中国年轻人的总体印象是:“非常令人激动的一代人”极富创造力、科技娴熟、身段灵活、充满野心、素质很高,“有一点自我,喜欢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声音,与西方同龄人有很多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