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服热线：
手机版
二维码
为给父母盖房
转做足浴技师
当社会在讨论“啃老族”的时候，一些人口中不屑，心头上却几多羡慕。对于“老啃族”们而言更是如此。
“啃老”、“自啃”或者“老啃”，这个并不严谨的分类，大致可以囊括工作着的年轻人。
“老啃族”，准确描述着如今众多出身农村的“80后”年轻人的生活状态。背负着历史对父母的亏欠、农村“泛家族关系”带来的沉重人情负担，他们犹如生活在一个漩涡当中，长时间被动打转，很难爬上来，却容易沉下去。据南风窗
2014年1月5日，在广州工作的广西玉林人罗峰终于鼓足勇气，决定向妻子“坦白一切”。
一个多星期前，他接到了家里的电话。父亲说，想在村里建一栋楼房。在小山村里，他家还住着一幢时常漏水的泥砖瓦房。
人工由亲戚朋友赞助，剩下的费用，大约需要10余万元。罗峰有1个哥哥，2个姐姐，但他们都在乡下务农，日常还需罗峰接济，不可能凑多大份子。父亲的意思是，由罗峰负责10万元。
父母年迈，对这一要求，罗峰无法拒绝。他并不富裕，女儿刚出生，正是用钱时。将所有的存款搜罗起来，也不过区区数万元在手。罗峰答应父亲，将在2014年年底前拿出这笔钱。
他心里在打这样一番算盘：现在户头上有1万多元公积金，加上2014年全年的公积金，又有1万多元，自己月入在七八千元，今年的收入一分不花，算下来正好够数。但这意味着，今年全年的家庭开支，就都压在了妻子一个人身上。妻子每月收入6000元左右，在不发生大的变故的条件下，勉强能够承担。
只是，怎样向妻子开口，让他为难，彷徨多日未能启齿。
作为一个依靠读书从农村挣脱进入城市生活的“80后”，工作已经9年，他依然无法清楚地界定自己的身份。“我是一个城里人还是一个农村人？”这是一个百思无解的问题。户口放入了广州的人才市场，人在广州的企业上班，从城市人口的统计角度看，自己无疑是城市人口。然而身为第一代走出农村的家族成员，他的主要的亲属关系、亲缘环境都还稳稳地坐落在老家，“大家”仍在农村。农村对他的“索取”仍牢牢地将他锁住。
老家要盖房 女白领为增加收入转行
刘小萍，江西吉安人，今年33岁，现在是东莞东城区一家沐足阁的技师。她大专学历，原本在东莞横沥镇的一家企业做文员，每月2000多元工资，自给自足之余，每年还能往家里寄几千元。
2008年，因为家里要建房子，主要支出由她负担，低微的月薪实在无法支持，她转行去沐足阁做技师。她能说会道，颇得顾客欣赏，每月收入能达到六七千元。有时能碰到大方的顾客，给不少小费，这种特别的月份加起来就有上万元。
房子在去年建起来了，但代价是刘小萍有了一双皮肤粗糙、关节肿大变形、明显老于同年龄人的手。
“干了这么多年，一方面已经难以适应另外一种生活，另一方面这一段履历一写，再想回到白领的行列基本已不可能。”刘小萍说。
更大的困扰是，刘小萍的婚姻成了问题。尽管她的工作不包含任何不健康的内容，但别人看的时候还是戴着有色眼镜。
“为了给父母一栋养老房，可以说毁了我的人生。”刘小萍说。
家里来电话 不是要钱就是出事了
同是“80后”的周玲，一看到手机显示家里拨来的电话就会很害怕。“总觉得会出什么事。”
家里来电话，无非两件事，一是要钱，二是出事了。要钱都还好说，自己没钱可以借，就怕出大事（比如一场大病，或者意外的灾祸），多年来勉强维系着的生活就会崩溃。
她是湖南浏阳人，在深圳工作，每月领4000元左右的工资。工资的使用分配如下：房租、伙食费、电话费加起来每月1500元，寄给父母1000元生活费，给还在上大学的弟弟1000元生活费。剩下500元，不买衣服、也没有朋友聚餐的情况下能存下来，否则就会月光。最让她苦恼的是，一年中总有几次同学、朋友从外地来深圳需要接待，那么整个月的工资就分文不剩了。
“老啃族”的困顿与无奈，在周玲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有时父母或者弟弟来电话，要求临时追加一些钱，要么是看病，要么是凑份子参加村里的筑路、修桥、建祠堂。
“老啃族”们有苦不能言
面对各种来自老家的经济索要，“老啃族”们大多是哑子吃黄连，有苦不能言。一个农村家庭，如果只有一个孩子在城市里工作，那么这个孩子一生都自动放弃了诉苦的权利。“诉苦，只能给父母更多心理压力。”罗峰说。“牢骚发过，责任还在。”罗峰拿起手机，咬咬牙拨通了妻子的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