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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1976年1月号的《诗刊》上，发表了毛泽东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这首词' target='_blank' >汪洋恣肆、纵横万里，写于1965年5月，距作者初上井冈山的1927年，时隔三十八年。而词作正式与世人见面的1976年，离今天也刚好是三十八年。

1976年，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极为关键的年份。

最近，中央电视台一套热播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开头就涉及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剧中“接班人”华国锋的一句话引起人们热议：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布置的重要任务。

毛泽东去世还不到一个月，“四人帮”便束手就擒。中国当代社会的命运，由此发生重大转折。

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生前“布置”过这一重要任务。但毛泽东对“四人帮”有一定程度的不满，倒是千真万确，他曾在多个场合对“四人帮”提出批评。只是，这些批评是否严重到要抓捕他们的地步呢？

“九一三”后重新洗牌

十年“文革”期间，作为执政党的中共经历了两次严重的“接班人”合法性危机。第一次是1971年“九一三”林彪外逃事件。

“文革”之初，林彪是毛泽东最为得力的支持者之一，“文革”走向全面内乱，林彪的推波助澜起到极为恶劣的作用，期间不少著名“话语”，比如“天才论”、“政变经”、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都出自林彪之口。

随着“文革”不断深入，江青、' target='_blank' >张春桥与林彪既有通力合作，也有互相拆台。林彪事件后，江青势力一步步扩张，到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时，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逐渐形成“上海帮”，也就是“四人帮”。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对年近78岁的毛泽东打击极为沉重。此后，他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而经此突变，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对“文革”的态度有了明显改变，怀疑开始取代狂热，毛泽东对之不会不有所警觉，也不能不抱有戒心。

毛泽东一方面恢复了部分老干部的工作和政治待遇，另一方面为防止“文革”遭到否定，他对“四人帮”也显得愈发倚重。林彪垮台被描述成“文化大革命取得的又一个胜利”。在随后进行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继续推行极“左”路线并演化成“批林批孔批周公”。

对周恩来的批判，也导致“四人帮”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得罪的人实在太多了。毛泽东尚能视事之时，他们还有所依靠，一旦毛泽东不在，局面如何变化就不好说了。年迈的毛泽东亦有为难一面——要维护“文革”政治和思想上的合法性，就不得不依赖于“四人帮”，可是“四人帮”除了执行极“左”路线和胡作非为外，实在不具备真正的治国能力，要维持偌大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基本运行，根本不能指望他们。

对实际上尖锐对立的“两派”，见惯政治风浪的毛泽东，不断努力进行平衡和再平衡。

于是，下放江西“接受改造”三年多的邓小平，经周恩来居中安排，于1973年初回到北京，被一步步推到前台。

起用邓小平，使“四人帮”的所作所为受到一定压制。整个1974年，毛泽东多次批评了江青。在3月20日给江青的信中，毛泽东写道：“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7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直截了当提出告诫：“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又跟与会者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中央有个“上海帮”，并且表示，江青不代表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尤其在当年10月“风庆轮事件”（编按：“四人帮”借国产远洋轮船风庆轮返国一事，发动针对周恩来、邓小平的所谓“洋奴哲学”“卖国主义”的大批判）发生之际，先是王洪文赶赴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江青又于11月12日写信向毛泽东提及“政府的人事安排”。这都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度不满，当日即在江青的信上写下严厉的批示：“不要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一个星期后，11月20日，毛泽东再次发话：“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在路线政治斗争趋于白热化的情况下，每一条来自拥有绝对权威的毛泽东的意见，显然都十分重要。

政治角力中的邓小平

持续的“批林批孔”运动，使原本衰败的经济更加雪上加霜，1974年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为4024亿元，比上一年只增加了1.4%，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为0.3%，农业总产值增长为4.2%。除原油增长幅度较大，达到21%外，棉花、钢、原煤的生产均有所下降，财政收支方面也有7.7亿元的赤字。

1974年4月，经毛泽东首肯，复出后的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做主题发言。10月4日，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重新进入领导核心，同时又任命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

1975年1月13日至18日的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顺利当选第一副总理，代替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总理，全面主持国务院工作，而“四人帮”集团成员仅得到' target='_blank' >文化部、' target='_blank' >卫生部和体育运动委员会三个部长级职位。组阁企图遭到挫败。但此次大会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邓小平的工作因此受到严重制约。

1975年，是邓小平复出后施展拳脚，实行全面整顿的一年。

在经济领域，他要求整顿生产秩序，停止各地各单位的派系斗争，逐步恢复停滞不前的生产，首先从铁路部门开始，使铁路运输开始正常起来。在政治领域，整顿主要是以“解放老干部”为主，将许多因各种罪名蒙冤的干部从监狱、牛棚、农场解放出来，并部分恢复了他们的工作。此外，还包括文艺、教育、军队等方面的整顿，力争在全国范围内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仅仅一年的整顿，效果立竿见影，经济迅速回升：1975年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增长了11.9%，达4504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5.1%，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6%，除棉花产量继续下降外，工农业主要部门全面增长。

在邓小平主抓经济和社会秩序整顿的同时，毛泽东没有放松在思想理论领域对“文革”路线的捍卫。1974年10月20日，他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专门谈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姚文元、张春桥为此先后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及《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等文章，还先后发动了“反经验主义”“评《水浒传》”等运动。

“四人帮”积极推行极“左”路线，必然会与邓小平、叶剑英等坚持稳健作风的老干部们发生冲突。为此，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他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又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从这些批评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四人帮”的不满，但也很难说他有从政治上根本解决“四人帮”的意图。他的判断是：“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毛泽东搞平衡起用邓小平，“四人帮”受到的最直接损失是，本来名义上主持中央工作的新“接班人”王洪文，被晾在一旁。

向左走，向右走？

到1975年下半年，病体沉重的毛泽东依然把承认“文革”的合法性及延续其一贯路线，视为高于一切社会经济现实难题的关键。此时，侄儿毛远新作为毛泽东的联络员，在多次汇报中直指邓小平有否定“文革”的迹象。

比如他在一次汇报中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编按：即谢静宜，与迟群同为“文革”时极“左”派人物，一度掌控北大、清华）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的一大堆。3.对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又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

还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些处处指向邓小平“命门”的汇报对毛泽东产生的影响，很快就显示了出来。

1975年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华大学的四位领导两次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了迟群、谢静宜的不少问题。由于信件是通过邓小平转交的，毛泽东批示道：“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四人帮”以此批示为依据，于11月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在发布周恩来逝世讣告时，控制宣传的“四人帮”规定报纸用很小尺寸刊登周恩来遗像，并想方设法限制对周恩来悼念的报道，这与当时周恩来在中国民众心中的地位极不相称。

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就在华国锋被任命当日，张春桥写了《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其中“去年的一号文件”是指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的文件。张春桥这个“有感”，对中央人事安排的抵触情绪强烈。

2月25日起，由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陆续向地方上传达，“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

“四·五”质疑“文革”

同样是1976年2月中下旬起，全国各地陆续出现反对“四人帮”的大字报。

3月5日是“学' target='_blank' >雷锋”纪念日，“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文汇报》，删去了周恩来表扬雷锋精神的四句题词。3月25日，该报头版又发表《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一文，其中有一句十分拗口的话：“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两件事引起国内民众极度反感，纷纷对《文汇报》提出强烈抗议。

在南京，自3月24日起，大学生们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持续不断，且规模越来越大，这成为稍后“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直接导火索。3月30日，南京大学的学生用油漆和柏油将“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等标语口号，刷在驶向全国各地的列车车身上。当天，王洪文对《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

王洪文的强硬表态，丝毫没有改变事态的发展方向。3月31日，南京街头再次出现指名道姓的大标语：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这实际上已经将国内民众痛恨“四人帮”、厌恶“文革”的立场公开化了。

4月1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将上述情况定性为“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并要求彻查到底，揪出事件的“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

南京的抗议活动开始蔓延全国之时，3月30日，在中国政治漩涡的中心——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越来越多的人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悼念周恩来。4月1日，“天安门诗抄”中最著名的一首诗贴了出来：“欲悲闹鬼叫，我哭财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首诗被“四人帮”方面列为“001号反革命案件”，受到重点追查。诗的作者，是来自山西的青年王立山。

日后搜集整理的大量“天安门诗抄”显示，这次运动既是民间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强烈抗议，也是对“文革”乱象的积极反思。

4月4日，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进入高潮，参与人次多达200万。据统计，当天堆放在纪念碑前的花圈共有2073个，署名单位1400多个，被认定“恶毒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的个案至少48起。在当晚紧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将悼念活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并决定予以镇压。

4月5日晚采取镇压行动后，6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听取北京市方面对此次行动的情况汇报，并将事件进一步升级为“反革命暴乱性质”。随后毛远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于6日中午11时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

如此大规模的民众“对抗中央”的活动，必然会有人要付出代价，这就是邓小平。

4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政治局刚通过的两个决议：《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按照以往的一贯原则，邓小平作为天安门“反革命暴乱”的“总后台”，性质极其严重。但最后处理时，“留党察看”，也就是说，毛泽东手下留情了，邓小平的错误终究不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

按哪个方针办？

1976年的中国，真可谓流年不利：1月8日周恩来去世，4月5日“天安门事件”发生，7月6日朱德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

毛泽东风雷激荡的一生，也即将走到尽头。他撒手人寰前不久，曾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及' target='_blank' >王海容（毛的表侄孙女，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等人，交待后事。

在这次自认“盖棺定论”的谈话中，毛泽东表示，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对方赶到几个小岛上去，此事反对的人不多；另外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说：“你们都知道，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显然，毛泽东预见到了身后可能出现的局面，尽管不久前他还强调“要团结，不要分裂”，但心里大概也清楚，党内各派根本无法“团结”，而他也无能为力了。

9月9日零时刚过，毛泽东溘然长逝。

毛泽东去世当天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主题议程是讨论毛泽东讣告和悼词的文稿，江青却向华国锋发难，要求马上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此事既不合常理和人情，也明白显示，个性倔强且在党政军及民众中享有很高威望的邓小平仍然留在党内，对“四人帮”始终是潜在的巨大威胁。

另一个政治焦点是，毛泽东的最后遗言，到底是“照过去方针办”，还是“按既定方针办”？仅从字面上看，这两句话的意思几乎完全一致，问题在于，前一句是由华国锋传达的，后一句则是出自“四人帮”之口。用谁传达的遗言，则意味着谁在控制着中国政治和未来的话语权，也就意味着，谁是毛泽东真正合法的“接班人”。个中争夺之激烈，可想而知。

9月16日，“两报一刊”（编按：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是“文革”期间发布极左言论的主要官方喉舌）发表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在这篇社论中，“四人帮”突然抛出“按既定方针办”的毛泽东“遗言”，姚文元又多次给新华社打电话，要求反复宣传“毛泽东遗嘱”。据不完全统计，自9月17日至30日14天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红旗》杂志、《学习与批判》杂志和新华社《内部参考》等7种报刊，有236篇消息和文章登了“按既定方针办”内容。

对此提法，华国锋明确表示反对，10月2日，他在审阅外交部部长乔冠华草拟的联合国大会发言稿时删去了这句话，并说，毛泽东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但张春桥却阻止这一批示下发。

10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的署名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中充满了火药味：“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表明，“四人帮”与华国锋及老干部们的冲突，已到决一雌雄的生死关头。

人心向背 顺逆存亡

不愿功亏一篑的“四人帮”发出公开挑战，触发了“文革”末期的中共的第二次“接班人”合法性危机。

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作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不论在党内还是在政府层面，都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也是理所当然的“接班人”。“四人帮”无论采取任何政治行动，一旦绕过华国锋这位最高领导人，都可能会被视为“篡党夺权的阴谋”。问题是，“阴谋”确实存在，并且非常密集。

9月9日当天，迟群在其掌权的清华大学讲话，公开表态“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白卷英雄”' target='_blank' >张铁生在老家辽宁发声唱和：“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的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担心就在这里。”他还表示“华已经是一号人物了，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

9月19日，并非政治局常委的江青提出，要召开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讨论“重大问题”，参加人员由她指定——并非常委的江青本人及姚文元、毛远新参加，而身为常委及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却被排除在外。这遭到了华国锋的断然拒绝。

王洪文又在未经过政治局认可的情况下，让手下以中央办公厅名义给地方发通知：吊唁毛泽东期间发生重大问题，须直接向王洪文汇报，试图切断各省市自治区与政治局的联系。控制媒体的姚文元指示新华社给江青写效忠信，迟群、谢静宜则以清华、北大全体师生员工家属的名义给江青写效忠信。9月28日，江青发话，要迎接“最盛大的节日”、等待“特大喜讯”。

这些“暗战”中，最具威胁的，是在上海搞串联以及试图插手军队，为武装夺权作准备。9月28日，张春桥委派王洪文的秘书萧木给上海市委常委传话——“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甚至还调动了' target='_blank' >沈阳军区的装甲师进京。

对广大中国民众来说，幸运的是，事情的最终发展并未如“四人帮”所愿。叶剑英建议“以快打慢”，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等人与叶帅通力合作，于1976年10月6日一举逮捕了“四人帮”。

事后回顾，“四人帮”轰然倒台，不仅仅因为他们慢了一拍。失去最有力的靠山毛泽东，他们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呼风唤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十年“文革”中近乎疯狂的表演以及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伤害，已导致其彻底失去人心。相信经历过1976年夏秋之间那次重大转折的中国人，对此都深有体会。

所谓“失道者寡助”，信哉斯言！

而“四人帮”覆灭后的那段时间里，尽管邓小平仍赋闲在家，但神州大地上上下下都渴望改变、渴望发展的力量，已如一股奔涌的洪流，难以逆转。这位年过古稀的小个子，众望所归，即将可以甩开膀子“再干二十年”，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