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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越来越凸显的社会矛盾问题,难免会有不少人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担忧,提出了种种警示,唯恐中国的发展由于社会安全层面上的问题而难以为继,甚至还有人在看空、唱衰中国的未来。可明显的现实情况是,就总体而言,中国的发展总是在持续地向前推进,社会基本保持了安全局面,中国只是在局部区域出现过一些较为激烈的社会行为,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严重的社会动荡出现的几率极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显然,中国存在着许多能够有效应对社会矛盾问题的优势。
一、人心普遍思定
社会稳定是现代化进程得以顺利推进以及民生不断得以改善的基本前提条件。中国现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已经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共识,这就是:无论何种类型的折腾,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而言,几乎没有赢家,几乎全部都是输家;社会稳定、社会的安全运行,是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以及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条件。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如此珍惜社会稳定。
从应对社会矛盾问题的角度看,人心普遍思定这一情形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它能够为社会的安全运行奠定一个很好的社会心理基础。在人心普遍思定这样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理背景下,民众在表达利益诉求、解决社会矛盾问题时,更容易倾向于以温和的方式来进行,而不是倾向于采取激烈的方式来进行。换言之,社会各个阶层都会程度不同地防范和警惕可能的社会动荡;是否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全运行,往往会成为社会成员采取各种行为的基准线。如是,客观上有助于大面积地减少社会矛盾问题加剧甚至是演化成社会动荡的可能性。
二、强大的举国动员能力
在中国的近现代,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动员现象。这种社会动员曾经极为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直至民族获得了独立,并对改革开放以前30年的中国社会造成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如今这种社会动员传统更多地演变成为举国动员体制和能力。
强大的举国动员体制和能力,能够有效地化解一些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正是运用了举国动员体制,成功地实施了人类历史空前规模的计划生育政策,解决了难度极大的中国人口迅速膨胀问题。特别是,举国动员体制对于应对由灾难引发的公共危机,更是有着明显的作用。在这方面,2003年中国抗击“非典”的行动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救灾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成功运用了举国动员体制。
但是需要清醒地看到,举国动员体制有它的两面性,如果使用不当,则会产生一些负面作用。其一,频度过高的举国动员。如果不间断地反复进行举国动员,久而久之，就极有可能会使社会成员对于举国动员逐渐形成一种麻木的心理,甚至是一种逆反心理,从而阻碍以后举国动员的有效形成与启动。其二,滥用公权的举国动员。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热衷于形象工程和豪华工程的建设,并使用了类似于举国动员的方式。其结果是负面影响巨大,既打压了一些民营企业的成长,损害了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的规则,也浪费了公共财力,延误了民生的改善,损害了民众利益。这些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三、务实、平和、宽容的精神传统
中国社会具有一种强烈的务实平和宽容的基本精神传统。这种务实平和宽容的基本精神取向主要表现在:其一,黜玄想而务实际。无论是从民众的实用理性、不走极端的社会态度,还是统治者经世致用的理想抱负来看,都浸透着这种务实的精神。其二,中庸平和。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人伦型社会。要适应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众多的人伦规范,就必须采取中庸平和的行为方式。其三,兼容并蓄。中国文化当中“和而不同”的传统,强调多种文化类型的共存共生以及相互之间的自然融通和互补,而不是以某种偏狭的文化类型为尺度来划界,强行排斥、强行改变或是强行摧毁别的文化形态。
显然,这种务实平和宽容的基本精神取向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问题。其一,有助于减少社会矛盾问题产生的根源。这种基本精神取向倾向于以相对温和、渐进型的方式,而不是以激烈的方式推动改革和现代化进程。客观上看,这种做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敌对态度和情绪,从而减少了一些可能发生的社会矛盾问题,并防止一些可能发生的激烈的社会冲突与动荡。其二,有助于减少解决社会矛盾问题所付出的成本。在解决已经出现的社会矛盾问题时,务实平和宽容的基本精神取向更容易倾向于采取调解协商的方式来进行,而不是依靠激烈行为,甚至也不是仅仅依靠' 法律。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使一些相关的社会群体避免一些无谓的争斗,避免付出一些无谓的人力和时间成本。
四、家庭的重要缓冲作用
同其他国家相比,文化传统使得中国人更加重视家庭。终极关怀事关人生的基本价值和意义,是大多数社会成员自觉或不自觉都要考虑的重要事情。不同的文化传统对于终极关怀有着不同的做法。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如西方的各个国家,主要是靠宗教实现终极关怀,因而这些国家极为重视宗教。与之不同的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过去主要是试图通过宗族家族、通过血缘的代代延续来实现终极关怀,所以中国过去极为重视宗族家族、重视血缘。随着宗族家族的逐渐淡化,随着小型化家庭的普及,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人现在对于家庭的极端重视,这具体表现为中国人对于家人几乎是负有无限责任的。
特别重视家庭这一现象,对于社会矛盾问题客观上起着一种缓冲的作用。其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一些社会成员所面临的生活困境。比如,根据20世纪90年代上海的一项调查,在所问的294名下岗职工中,有173名回答说其家庭目前生活主要来源是依靠配偶的收入,有47名回答说是依靠父母、子女、亲友的接济。再如,21世纪初,中国的房价飞涨,大批年轻人依靠自己的收入根本买不起住房,所以其中的许多人是依靠父母和祖父祖母的帮助购买住房。类似生活困境的缓解,能够使受到家人帮助的社会成员不至于产生过多的社会怨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社会矛盾问题的加剧。其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较为激烈的抗争活动。一般来说,较之年长者而言,年轻人由于容易冲动、心理负担轻以及精力充沛等等,因而更容易卷入社会冲突当中,而且相对来说更容易采取较为激烈的抗争方式。对于年轻者的这种可能行为,中国目前的家庭会起着明显的缓冲作用。
五、' 互联网的减压作用
如今,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对于缓解社会矛盾问题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其一,有效减压。网络目前承载着社会安全阀的功能,因此,在目前的政治考量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一定数量的情绪宣泄通道和场地是必要的,这也是一个相对健全的社会所必需的。虚拟社会的发泄性代偿,总比现实社会的影响要弱得多。其二,有效辟谣。当某个事情成为社会关注焦点时,如果相关信息得不到及时的披露,于是便会形成种种谣言或传言,并且根据这种传言,采取某些偏差较大的行动,从而形成或加重某些社会矛盾问题。而通过互联网,如果在第一时间就披露真实的信息,说明采取的对策,那么就会减少许多传言,减少人们的误判,进而减少或是缓解一些社会矛盾问题,并形成民众与政府两者之间的互信关系。其三,有效批评。在社会转型和道德失落的年代,人们对于公权力和官员往往会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提出更迫切的要求。而网民通过互联网的发帖、议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这一客观需要。近年来,网民在这方面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其四,有效建议。网民人数众多,其中蕴含了大量的智慧。比如,在汶川大地震救灾行动中,网民们积极建言献策,有网民直接提供了灾区一个十分重要的机降地点,通过网络而被解放军采纳,从而为紧急救援争取到了宝贵时间。显然,如果能够将网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之为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则可以获得大量的具有建设性的建议,从而有助于社会矛盾问题的解决或是缓解。(吴忠民 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