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史上首个战时平民安全区在哪里？顺水鱼财经

原标题：战时难民所并非天堂，但它闪耀人性光辉

难民收容所—这一词汇无疑有着难以一语道尽的悲愤与凄苦，但它也同时闪耀着人性的良善光芒

撰文：白筱

来源：《中国慈善家》9月刊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自此，中国开始14年抗战。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随着战事扩大，中华大地处处创痕。大量难民流离失所，为避战火四处迁逃，饥无食，渴无饮，呼儿唤女，处处哀嚎。他们要得到的，不过是一个容许他们活下去的居所。

历史的车轮总是向前滚动，正义毫无悬念地终将战胜邪恶，而时代的厄运却只能由时代中的个体来承受。

难民收容所—这一词汇无疑有着难以一语道尽的悲愤与凄苦，但它也同时闪耀着人性的良善光芒。 官民协力

2015年8月11日，两张抗战相关电子地图在沪发布，分别是《上海淞沪抗战分布图》《上海抗战慈善救助分布图》，制图者是上海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教授苏智良和他的几位学生。此前，苏智良已发布一张《上海抗日救亡分布图》，8月末，他还将再发两张。这一套五张地图从年初开始制作，但准备时间已有8年之久。

“我们做上海抗战数据库已经做了8年。制图过程当然必须要很严谨，一个点一个点逐个考证。”苏智良告诉《中国慈善家》。

在《慈善救助分布图》中共有89个数据点，每个数据点对应一个难民所。其中1932年“一 二八”淞沪抗战期间设立的难民所超过20处，而1937年八 一三淞沪会战期间则有60多个。

整个抗战期间，中国战区及后方共出现难民所多达数千个，这些难民所的设立过程很难找到明显规律。从数量上看，除了1937年前出现少量难民所之外，自全面抗战爆发到抗战结束的八年中，难民所总体呈突然爆发、随后由多渐少的态势发展。从分布情况来看，难民所大致随难民流向而出现。

1932年初，日军入侵上海，上海民间团体、同乡会等力量便已自发设立难民所收救难民。1937年上半年，官民合办组织“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成立。8月14日，该会开始在沪设置收容所，此后，该会又下设“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统筹办理难民的收容、救济工作。至1940年，该会先后设置收容所50多处。

1937年八 一三枪声打响后，上海附近聚集难民超过百万，有70万人涌入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避难。上海国际救济会在淞沪会战爆发之日成立，紧急筹办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上海也随之形成了上海市救济委员会、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和上海国际救济会三大难民救济体系。一些庙宇、祠堂、会馆、寺庙、教堂及一些私人场所亦纷纷设立难民所，虽设备简陋，但应急及时。

与此同时，北平佛教急振会也在城内开办难民所十余处。随着华北、华东大片国土沦陷，战区难民大量逃往武汉地区。

据国民政府1938年4月统计，武汉三镇设立难民所超过百所，占全国同期总数的十分之一以上。其中，武汉振济委员会主办的难民所近20所，且其规模较大，最大的难民所可容纳近8000人，收容总量占武汉地区60%以上，其余难民则由数量众多的民办难民所收容救助。武汉保卫战开始后，难民又向大后方涌动。

除上述城市，广东、广西、福建等省份也陆续出现难民所。

1937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非常时期救济难民办法大纲》，规定收容机构招收“无工作能力者”，并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分别建立收容难民的救济院所”，对难民“施以临时的给予食宿暂时安顿办法”，开办经费则“首为地方救灾准备金及动用积谷、并募集之捐款，不足之处由中央补拨”。自此，收容所成为政府救济机关的必备机构而迅速广布全国。

从难民所设立方来看，主要为政府救济机构、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等，并形成了官民协力救援的整体态势。这其中，民间力量无疑是最为重要的部分，而在华外籍慈善人士为中国难民提供的庇护尤为关键。

1937年11月，在' 法国神父饶家驹的推动下，上海租界外设立南市难民区，世界现代史上第一个战争时期的平民安全区—“饶家驹区”在沪诞生。自1937年创立到1940年6月停办，南市难民区收容难民逾30万人。

1937年12月，南京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杭立武、历史学系教授贝德士等中西方人士，参照上海南市难民区模式，建立南京安全区，主席即是如今为世界所熟知的拉贝。该安全区存在仅半年时间，收容难民达25万人。

1938年10月26日，武昌沦陷，2万难民逃入东湖卫生疗养院，' 美国人鲍因顿为他们提供庇护，并组织施粥及卫生防疫。 世界的上海模式

饶家驹被称为“难民之父”“中国之友”，因为只有一只手臂，他也常被称为“独臂神父”。他开创的难民救助上海模式推动了《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订立，使得战时保护平民成为各国的共识。

更重要的是，他在上海创立的难民区庇护了至少30万中国难民，而这一模式被南京、汉口、广州乃至法国、' 德国效仿，使更多人得以在残酷的战争中保存生命。这无疑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淞沪会战爆发，中日两国先后投入近百万兵力，这一几近于互赌国运的大战异常惨烈，人称“绞肉机”，给上海这一国际都市造成重大伤害。难民纷纷逃往没有硝烟的租界，但租界难以接纳。因南市为上海老城区，空房较多，很多难民聚集于此。

这年11月，饶家驹先是说服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在南市划出一块区域接纳难民，接着又与日军斡旋，说明情由，日军也表示同意。11月4日，上海市政府批准设立南市难民区。

南市难民区南以方浜路为界，北临民国路（今人民路），呈半圆形。11月9日正式成立当天便在城隍庙、豫园、小世界等场所建立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2万人。大量难民随之迁入，很快人数便超过10万。

为加强难民区管理，难民区建立监察委员会，饶家驹任主席。南市难民区被分为九个区，每个区各设区长一名。

难民生活开销全都压在饶家驹肩上。他到处募款，得到了上海市政府的支持和上海慈善机构及企业的捐赠，甚至跟日本方面也募到了钱。1938年，饶家驹开始到海外募款，先去日本，再去' target='_blank' >加拿大，又到美国。“去美国募款，他带了一本提前设计好的英文版募款小册子。”参与制作《慈善救助分布图》的' target='_blank' >王海鸥说。

王海鸥做研究时曾辗转找到一本饶家驹的法文小册子，她不懂法文，依样画葫芦抄写下来请学法语的师兄翻译。这本小册子内容与英文小册子相近，都是募款手册，但较英文版多出一些内容。

法文小册子里记录了饶家驹赴美见美国总统' target='_blank' >罗斯福，并成功募集到70万美元和数量可观的小麦等事情。

“当时美国红十字会把小麦运到难民区，中国的难民因为大多是南方人，并不喜欢小麦做的食物。饶家驹的这个小册子里边，还把这个细节写进去了。”据相关资料记载，南市难民区内共开办了20多个粮食分发中心和食堂，向难民分发票券，难民再凭票券购买。

同时，难民区内还设立临时医院，妇产医院，此后又开设灾童医院等医疗卫生场所。

王海鸥找到的那本法文小册子中有这样一段话：“令人敬佩的上海，这座以其无法估量的慈善捐助的城市，它是如此之慷慨，这似乎是不能再期望更多的了。”可见，当时上海民间的慈善力量是南市难民区存在的重要支柱。

依靠饶家驹的智慧，以及中外慈善力量的合力支撑，上海难民区存在长达3年之久。一面是歌舞升平战时畸形繁荣的租界，另一面是战火连天生灵涂炭的战场，南市难民区尴尬地存活在二者中间，护佑了超过30万中国难民。饶家驹说，“中国就是我的故乡，我热爱中国”。回到欧洲后，他将自己的中文名改为饶家华，以此为念。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知道饶家驹名字的中国人也并不算多。

“中国后来都遗忘他了。我们一直在努力推动，去年我们开了一个会，去回顾总结，希望更多人能了解饶家驹对中国、对世界做出的贡献。”苏智良告诉《中国慈善家》。

多年以来，苏智良持续深入研究饶家驹对难民保护做出的贡献。今年，他出版了《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一书，已被列入中国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百种图书之一。 不只是收容

抗战时期，各地难民所为使难民转化为有生力量，除了为难民提供生活所需外，还对他们进行教育、训练，鼓励难民生产自救，为年轻力壮和有一定知识的人介绍职业。一些难民收容所逐渐转型为复合型救济型机构。例如，他们开办以工代赈的小型难民工厂、农场、习艺所，以及兼顾救济与教育的难童收容所。还会按职业、年龄等类别开办有针对性的特殊收容机构。

在难民习艺所，年富力强具有生活技能的男女会被组织起来，从事缝纫、刺绣、木工、扎花等生产，难民不仅可以解决吃穿住等问题，还能得到一定的工资。上海国际救济会收容所内设立了多处难民习艺所，参加的人均会获得工作报酬。

广西桂林难民收容所属政府救济机关，设立于1938年末，在桂林城外设立7个难民棚，收容战区难民近万人。所内难民不仅有生活费，而且有建房费。此外，还组织难民成立互助社，难民入股满100元即可开办合作社，供应所内难民的柴米油盐等生活消费品，以商业模式促动难民高效自救。

1938年初，江苏同乡会在武汉创立，其开办宗旨是集中教育人才救亡祖国。该收容所内难民依职业类别分为工、商、学、农等各种小组，开展多样文化培训。在当时消极悲观的环境中，这无疑是一种提振精神，以谋自强的出色模式。

1938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施行战区儿童教养院暂行办法15条，要求各省市教育部门收容战区儿童。因此，战时儿童保育会与战时儿童救济协会分别设立儿童保育院和儿童教养院。

儿童教养院以收容教育难童为宗旨，重庆、西康等地均有设立，收容难童万人。是年10月，行政院通令各省市将孤儿院扩改为教养院，所需经费由各省市政府自筹，不足者由中央拨发。此后近5年时间里，全国儿童教养院已超过百所，官方主办不到三分之一，其余教养院均为民间主办，中央拨款支持超过30万元。在教养院，难童入学费用全免，课业注重生产教育，培养难童独立生活能力。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于1938年5月在汉口设立儿童保育院，此后，川、粤、湘、浙、闽乃至香港地区等地也纷纷设立儿童保育院。各院均以“教养并重”为理念，凡入学儿童，视其经济能力，按全、半、四分之一等不同等级交纳费用。

1942年，振济委员会在重庆设立的战区内迁妇女辅导院正式收容妇女。其开办经费来自于振济委员会拨款。入院者每人每月享有超过百元的生活费用。院方对学员进行管理、培训，促使难民妇女就业。

难民收容所是战争促生的畸形产物，并非难民的理想去处。设备设施缺乏，食宿条件低劣，缺医少药，管理混乱，遭受不合理待遇甚至经受肉体与心灵的折磨的情况都难免发生，但它为飘零于硝烟中的难民提供了一个暂时的存身之所，让生命得以保存，也让恶劣环境中人性的善良得以彰显。 （本文参考《抗战时期难民收容所的设立及特点》，作者' target='_blank' >王春英；《抗战时期难民群体初探》《战时儿童保育会的难童救济工作初探》，作者孙艳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