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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日子里，这个对周遭充满好奇心的年轻人又陆续见识过外面看起来像危房，里面设备也土得掉渣，但却能给苹果配件Beats耳机做代工，或者替苹果手机冲压外壳的小车间。
七年前，当刘兴华从河南一个闭塞的小县城到深圳来求学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今天会成为一个时髦的创客，并多次代表自己入驻的孵化器接受省市大领导的轮番考察。他后来回想起来，觉得一切并非偶然。
刘兴华来深圳是为了圆一个梦，当初高考因几分之差与自己心仪的哈工大本科失之交臂，读研给了他第二次机会。他考上了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顺利南下。
2008年，郑州到深圳还没有通高铁。他拖着笨重的行李从老家渑池经广州到深圳，当他在世界之窗看到无数以往只在电视里见过的各国名胜的微缩景观，一种身处世界中心的满足感迅速包围了他。然而学校并不在这里，要到校区所在的大学城还要坐一段校车。
上了车，刘兴华发现不对劲。刚才的繁华街景被迅速甩在身后，大巴开始沿着蜿蜒的山路爬坡。当车抵达目的地停稳，车门开启的一刹那，他忐忑的心彻底凉了，眼前竟出现一片农民房。
后来经人介绍，他方才知道这里就是深圳出了名的“城中村”——平山村。破旧、嘈杂和脏乱是刘兴华起初对它全部的印象。
大学城就在这片城中村的隔壁。“有种被拐卖的感觉，”一想到接下来的三年就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研究和生活，好不容易从小城跳出来的北方青年刘兴华就感到莫名的惆怅。不过，这种失落的情绪显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他就发现了隐藏在破旧外观下的蓬勃生机。
“你能想象我当时有多震撼吗？”刘兴华直到现在都难以忘记第一次听到别人说平山村里边住了有五六万人时的反应。他的家乡渑池县总共才32万人，至于他们家住的村子就更小了，才1000口人。
一开始他很纳闷：“平山村这地方凭什么养活这么多人？”后来去学校门口吃饭，无意中碰到一群穿着工装的打工仔，一问居然是给普联（TP-link）干活的，他顿时对自己身处的环境有了改观。在他当时看来，普联算是大企业了，工厂居然就在这么不起眼的地方。
同样隐身于此的还有深圳的明星上市公司" 大族激光，一年以后它才迁出，搬到气派的" 腾讯总部隔壁。网上的公开资料显示，最多的时候，进驻平山村的130多家企业，60%以上是上市公司或者" 高科技企业。“这种企业在这边，能够给村子带来活力，所以说经济上它是有基础的。”更让刘兴华兴奋的是蛰伏在村里的无数加工厂。据他观察，这些工厂规模都不大，但订单很火，每天都有做不完的生意，而从某种角度而言正是它们的存在让他的生活轨迹与创客产生了交集。
他读研的专业叫控制科学与工程，通俗点讲就是自动化，经常要做一些东西。里面的一些框架或者机械结构他拿去找那些小厂加工，通常很快就能搞定。如果把“创客”定义为做东西的人的话，这时的他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创客了。
后来的日子里，这个对周遭充满好奇心的年轻人又陆续见识过外面看起来像危房，里面设备也土得掉渣，但却能给苹果配件Beats耳机做代工，或者替苹果手机冲压外壳的小车间。
这类其貌不扬的“作坊”跟它们生产出来的高大上的产品形成的巨大反差，给刘兴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说华强北是电子发烧友的天堂，那平山村无疑是机械爱好者的圣地。而实际上平山村简陋外表下潜藏的活力只是当时深圳产业链转型的一个缩影。
2000年来深圳的梁鸿恩跟刘兴华一样也是创客，但有着比后者丰富得多的社会经历。
他最早做过显示器，科技网络股泡沫时期又做过互联网，总之他总在追赶时代潮流。现在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大部分精力用在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智能穿戴设备上，剩下的时间基本待在深圳一个老牌开源创客社区SZDIY里边，既可以做东西，又可以轻松地与朋友聊天分享。认识他的人都亲切地叫他“老梁”。
在深圳住了十五年，老梁可以说是见证了这边整个制造业发展的高潮与低谷，其中最重要的分水岭正是2007-2008年。在这之前，虽然制造业为深圳贡献了大部分的经济增加值，但其优势在国内并不明显。比如传统代工不只深圳有，上海、江苏等地也有，一些厂商往往把针对出口的高端笔记本生产线放在江浙而非深圳。
2008年山寨机在深圳风行改变了这种格局。“山寨机一味追求低价和更短的生产周期，导致原来只做出口高端的生产线也不得不迎合它们接一些低端、薄利的订单。”老梁认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深圳整个产业链的高中低档全部给补齐了，反观上海、江苏，没抓住这轮机遇，只能在智能硬件、智能穿戴和物联网想象空间大幅度被提升的今天懊悔不已。而这几个领域正是创客运动在内地兴起的产业基础。
山寨对深圳的贡献不仅限于此。“它还为本土培养了一大批研发工程师，起码是具有初步研发能力的工程师。”据老梁说，山寨鼎盛时期，MTK的市场份额一度高达70%－80%，而之后成功转型做自主品牌的厂商也都经历过这波山寨浪潮的洗礼。更重要的是，山寨还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跨界能力的人才，在老梁看来，这些人才的跨界能力并不比美国差。
整个过程就像蝶变，其貌不扬的山寨链条通过慢慢积累幻化出美丽的翅膀，激发出庞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2008年才到深圳的刘兴华正好赶上这波山寨浪潮，校门口那接不完单的小厂是最好的例证。相比老梁，他也许更幸运，不用经历什么转型阵痛，就能直接坐享深圳蝶变的硕果，并因此快速得到成长。
总有人爱把深圳跟美国硅谷相提并论，前者在产业链方面的优势毋庸置疑，但拆台的人只一句话就能把人打回原形：“深圳没有斯坦福。”这的确是让许多深圳人唯一觉得气短的地方。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深圳拿得出手的本科高校就深圳大学一根独苗。号称要打破传统教育体制，不拘一格办校的南方科技大学经历一番波折，于2011年获得准生证，开门授课。外界曾对南科大寄予厚望，师资、设施等所有的办学标准都奔着国际一流高校而去。“如果深圳要有斯坦福，那也就是它了。”然而，因为各种原因，南科大内部评估认为，在第一届学生的辉煌之后，目前学校水平回落至“985”院校中游水平。
刘兴华待过的深圳大学城倒是藏龙卧虎，一开始落成的时候就进驻了北大、清华和哈工大，可惜都没有本科，只招研究生。由于离本部十万八千里，学校原有的优质师资鞭长莫及。
看起来深圳在高等教育上的短板要补齐暂时是无望了。但刘并不这么认为。他记得刚来学校的时候，让他震撼的除了城中村跟企业之间的反差，还有学校跟师资之间的反差。正是因为本部的老师过来不方便，哈工大深研院早期从毗邻的香港聘请了大量的教师，毕竟是与国际更为接轨的名校，从那边高校过来的人无论教育理念、思想文化，还是视野都要比内地领先一步。
“其实哈尔滨那边的哈工大相对闭塞，比不上深圳这个窗口。”这样一来劣势反而成了优势，由于师资大部分来自香港，因此采取全英文授课，而且那边的老师跟内地不一样，不只注重结果，更注重推导的分析过程，至今，刘兴华仍能从当时的训练中获益，这对一个没有出过国门的创客而言是宝贵的财富。
此外，整个大学城是开放式的，几所高校在专业资源上各有千秋，只要肯用功，学生们很容易就能“串门”，去汲取额外的知识。刘兴华印象最深的是到校不久就到北大深圳研究生院听他们讲可视化数据。那时，国内的电商、大数据都处于萌芽状态。这对刘兴华后来理解互联网有很大的帮助，他当时的第一感觉是脑洞大开。“哈工大现在在深圳也开始招本科生了。”学识对创客的养成虽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毫无疑问是必备的粮草弹药，刘兴华认为。
2010年刘兴华硕士毕业，接着留校读博。依靠学校附近得天独厚的加工条件，几年下来，他抱着玩的心态做了不少有趣的东西，有现在炒得很火的平衡车，用手机就能遥控的跳舞机器人。做这些的时候，他没想过去卖，也没动过脑筋去注册公司。
最终驱使他迈出这一步的不是某一单方面的原因。“看到有很多师兄创业。例如现在贵为航拍民用无人机老大的大疆，最早的那批技术员都是从哈工大出去的。”身边这些看起来素质跟自己差不多的人能够创业，刘兴华心想自己也不差，也许可以试试。“我们这届50-60个人，现在可能有将近10-20个都在创业。”刘兴华有个发小留在老家想创业，开一家装修公司，跑断了腿都没能注册下来，最后只好办了个个体户。
开一个装修公司都如此复杂让刘兴华觉得很荒谬，他自己成立的公司，入驻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新设的一个孵化器——创客学院之后，无论团队的招兵买马，还是第一笔融资，或者是产品的研发都走得相当稳健。
人员由半年前的4个全职，拓展到50人，300万元种子轮融资也早早落袋为安，有世界500强背景的投资人甚至辞了工作加盟进来一起创业。虽然已经是成功起步的创业者，但他身上更多留有创客的印记：崇尚自由，享受做东西的乐趣。
而就创业本身而言，在前端服务和后台管理的探索上，刘兴华显然还有许多路要走，但他表现得颇为轻松，因为他知道深圳这个地方除了上面那些独特的软硬件优势，还有一点就是，这是个开放、包容，允许失败的地方。因为觉得这里更有活力，更能实现梦想，他甚至怂恿自己今年6月就要从西安大学毕业的妹妹过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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