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思考" src="http://pic.pedaily.cn/201301/20130105@16371.jpg" />
上海睿信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李振宁
投资界1月5日消息,在中国投资者大会上,图为上海睿信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李振宁。
以下为发言实录:
我讲五个问题。
第一个是国家对证券市场的重视问题。我觉得当年我们股改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在2004年国务院发了关于大力发展和改革中国资本市场的若干意见,就是俗称国9条,因为有了这么一个高度,所以后来在股改我们的方法比较对,是市场化的方式来改革,在股改的过程得到了国务院的大力支持,有高层的这种支持,当时的股改领导小组的组长是证监会主席,国资委主任是副组长,还有其他一些部门担任副组长,所以说整个的构架就有利于改革。
我们郭主席上任以后也是想大力推进改革,讲了很多话,比如说希望社保基金入市,企业年金入市,机构投资者入市,外资入市。但是最后讲了很多,这些都不归郭主席管,就是说他想改的东西不是涉及证监会一个部门能管得了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立意还不够高。
当初尚主席的高明就是在于,党中央国务院摆在这儿了,当时我记得国9条最后有一段话,大力发展和改革中国资本市场,是党中央国务院从战略和全居的高度提出的,各地方、各部门都要大力予以配合,有这个尚方宝剑就好做了,如果没有尚方宝剑,自己讲得很厉害,但是好像求着人家入市,那有用吗?人家不听是没有用的。而且我们改革也涉及到财税政策等一系列的政策,说学美国401条款等等,那个不是咱们一个部门能决定得了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要立意高。
股权分置改革以后,我记得当时我就讲过,中国证券市场面临的最大的改革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股改之后大量的巨型国企上市,结果我们股市的成份国营越来越大。那么国营企业的特点就是我们来的这些企业的特点,一个就是垄断行业,他们是垄断的、传统的、周期的,都是这一类行业,这一类行业一旦进入周期的时候,波动就会很大,所以我们的股指也体现出这种波动,所以和我们的结构有很大的关系。
另外从一个更高的层次看,我们改革为什么要改掉,国企的减少,我们讲自己是共产党搞社会主义,不管哪个特色的社会主义,老祖宗都是马克思,其实马克思对国家垄断资源、国家作为所有者是非常反对的,认为这跟社会主义背道而驰,所以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比如说把一些国有划归社保、划归真正的全民,这不是证监会做得了主的。
我当时说还有一个大的改革,就是交易所与证监会分开,监管的就搞监管,发展市场的搞发展市场,而且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我们不能搞中国特色,这些改革都不是证监会层面能解决的。我建议现在证监会应当来牵头写一个东西,给国务院、给党中央写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党中央、国务院搞的国9条已经8年了,根据证券市场股改前后8年的情况,市场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问题没有解决,这样我们来一个新的国9条或者说国10条,反正有这么一个新的东西。就像我们关于房地产政策今天出一条、明天出一条,而且我们国务院出了很多政策了,今天振兴装备业、明天振兴能源产业、后天振兴什么,都振兴一遍了,但是振兴到现在就没有关于如何振兴股市的文件。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进行改革,现在新一届的领导也是很重视改革,改革的话资本市场的改革应当是重中之重,因为未来的结构转型,未来整个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城市化过程,和进一步的市场化,都需要证券市场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
当然我们在2005年为什么能进行股改?是因为在九十年代末,我们的银行进入全面资不抵债,所以大家痛定思痛,说我们要增加直接投资的比重,减少间接融资的比重,那个时候大家有一个共识。但是后来到2008年一看,美国也出问题了,所以大家就认为好像股市直接融资太多也不见得就对,可能就有了动摇。但是我在这里要说明,大家仔细想想美国是什么危机?是股票 危机吗?不是,欧洲是股票 危机吗?也不是。美国是次债危机、欧洲是欧债危机,一个是企业债、一个是国家债。所以你想一想实际上都发生在债上,股票 的话,我们6000点跌到1600,跌掉72.8%,不是也没人闹事吗?股票 是现在可以跌,明天还可以涨,所以他的心理压力和债不一样,它没有一个确定的还债期,所以他们出问题是出在债上,不是出在股市上,所以我们大家应该搞清楚这一点,特别是领导要搞清楚这一点,所以我觉得从国家战略的角度上,中国还是要大力地发展资本市场,而资本市场中的重中之重还是股市,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判断资本市场健康与否,如何衡量监管者的绩效。说我们GDP是有点儿偏颇,但是GDP毕竟是经济成长的综合指标。你说我采取了一系列好的政策、好的措施,我政策都好,但是GDP就是往下走,失业率就是高企,这能叫好吗?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我们的证券市场一说起来永远是健康。反正哪壶开提那壶,但是这个东西最后还得有点儿实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对监管者的考核,还是要考虑到你投资者长期综合收益,这个必须得考核这个。就像一个省一样,你的GDP天天掉,你说你的成绩如何大,这是不行的,因为证券市场也是这样的。我们神仙也保证不了个别投资者一定挣钱,也保证不了全体投资者在每个时期都挣钱,因为股市永远有牛有熊,但是如果十年不涨、二十年涨得也不多,而中国经济在大发展的过程当中,你都不涨,这说不过去。
我记得1992年,我们上证综指到过1429点,1993年到了1500多点,2001年到了2245点,我们弄到现在还在2000点上下挣扎,这能说得过去吗?什么叫保护投资者利益?我们似乎就是说我们今天查了几个大户,又怎么样更公平了,董秘你们以后接待机构的访问,讲的话得跟和散户讲的一样,完了。那我们人民公社制度是最平等的,干多干少一个样,都是10个工分,那行吗?保护投资者利益就是从中长期看,你得让投资者有钱可赚,你的市场才有人跟你玩儿。
咱们到去年最低迷的时候,到11月底的时候,咱们差不多已经到了股票 帐户里有股票 的是三分之一,基本上是套牢的,还在买卖的5%,这怎么涨?人家都弃股市而去了,股市跟房市还不一样,房市还有一个刚需,你的需求可以是零,所以我们得认识这个道理。我们现在基本上监管者觉得,那玩意儿我把制度定好了,它爱涨不涨,不行,还得有点儿真正的考核,所以说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我想讲的,其实这个问题我很早就一直在讲,投资和投机是股市运作的内在机制,缺一不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要改变监管者那种以抑制投机为中心的这么一种政策,天天去打击投机,其实投机关谁什么事儿?全世界股市没有一个国家,不管是香港、美国、日本、英国,没听说就要给你天天说今天要打击投机,什么地方市盈率太高了、什么地方太低了。因为市场经济的分配资源就是用这个办法分配的,纳斯达克当时看1000点一年之内涨到5000点,是高了,但是正因为这样一种资源配置,把大量的创投、大量的PE进入到这种实体经济,它推动了美国的新经济、推动了全世界的网络经济,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是进步的,是有意义的。
美国当年成为汽车王国,通用汽车涨了55倍,所以市场经济它分配资源就是通过大幅的波动来分配的,我们非要说平稳发展,每年涨得跟GDP差不多,那行吗?全世界有那样的股市吗?不可能的。
当然我们说美国50年、60年一直是比较平稳,但是美国有他的特例,他有一系列特殊的东西在,而且70%、80%早就是机构了,跟我们一样吗?所以我觉得抑制投资不应该成为一种政策主流。你比如说我就不赞成去打压创业板,说创业板怎么样,天天打击它,市盈率太高了、发行太高了,我们压下去。
创业板有两种,一种是纳斯达克,是成功的案例,一种是香港,失败的案例,香港现在5倍市盈率的股票 大把在创业板,敢买吗?根本交易不活跃了、不行了。中国的创业板70%是民营企业上市,基本上的上市标准是趋向跟结构调整有关的新能源、新产业、新材料、文化创意产业,基本上是在这一块儿,它市盈率高点儿有什么不好?投资者愿打愿挨,那你炒高了,没有人因为这个到证监会游行?有什么不好?而且这边涨了一点的话,其实那边的话,大量的PE和创投就进去了,我们很多宣传舆论是很错误的,动不动就讲什么人又在里面赚了多少倍,这个公司可能投了10个企业就上了一个,这一个是赚了,那9个还没有赚,是吧?你不能这么看问题。
然后大家都是在这种投资者弱势群体中,大家怎么分配蛋糕,越分配越少,现在大户越来越少,把大户都赶走了,你股市就涨了吗?所以我说投资和投机的问题得处理好,不能有这么一种政策,天天去抑制。可是鼓励投资的政策你又没有,因为你说了不算,可是打击的那个是天天在的,还有监管政策,因为要抑制投资,抑制投机就是在交易上下工夫。天天在交易上,我们有很多专家学者他们也不了解状况,他们一讲就是中国企业似乎监管都很差,上市公司质量都很低,其实不是那样,股权分置改革之后有非常大的变化,一说起来中国股市上都是什么在操纵。我们存款和债券的性质一样,都是债务资产,所以再这样搞得太多了不是好事儿,我们应该大力发展股票 市场,而不是在债券市场。
最后讲一个问题就是证监会和交易所分开的问题,证监会定义是国务院事业单位,按理说不应该用官本位的办法来做,主席副主席、部长副部长这套东西,在香港证监会是董事会制,有几个执行董事可能他们是属于证监会主席,都是行政长官任命的,然后他还有大量的董事是社会名流,他是这种董事会制,所以证监会体制就要改革,否则的话很难做。
另外证监会本身就是执法的,它违法必究,同时也要保护市场的投资者的利益,也要保护整体市场能够向上,但是它和交易所还是要分开,因为交易所如果分开以后,就不像我们证监会每一个改革,都要报到国务院,每一个小的品种的调整。增加一个品种、减少一个品种,很多东西就是交易所自己定的。所以为什么全世界都用交易所,都是要独立上市,开始是理事会制,后来是独立上市,所以就这么,所以说这个改革也是一个大的改革。
我觉得可能在这方面还是要契合咱们的题目,叫重塑理念、重启股市,要解决好这样五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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