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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常态”之下，中国的改革是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通过设定各种各样的“红线”来约束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未来“新常态”之下，中国的改革需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很多政府在“旧常态”下设定的“红线”已经无法适应“新常态”的要求，如果不尽快调整或废除，将会束缚改革的手脚。对资本市场来说，这些“红线”可以视作观察改革和未来市场走势的关键窗口，如果红线松绑甚至废除，则意味着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增强和增长质量的提升，对资本市场将是利好，符合改革和转型方向的“" 新经济”最为受益。而如果红线迟迟不松绑，则意味着经济增长仍拘泥于传统的政府主导模式，改革和转型的进度将相对滞后，对资本市场来说将成为束缚牛市的镣铐。
1、经济增速红线: 7.5%
一个经济体的发展就像一个人的成长。青春期（经济起飞期）一个劲儿的蹿个儿（潜在增速提升），很多时候营养跟不上（有效需求不足），尤其是气温骤降时（金融危机），必须吃点补品（财政货币扩张），有时甚至需要打激素（4 万亿）。但是，一旦步入成年，个头不可能再一直长下去，如果还一味的奢望长大个儿，强行打激素，不仅没法长个儿，还会造成虚胖（滞胀）或者高危体质（产能过剩和债务风险）。对于中国经济来说，现在就处于从青春期向成年期过渡的关键时期。随着内部人口红利和外部全球化红利的消退，经济增速不可能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向中高速换挡实属必然。如果过于强调增长速度的“红线”，再去持续搞刺激政策，不仅无法重回过去的高增长，反而会妨碍结构调整，让经济增长的质量越来越差。原因在于刺激政策仍是一种政府主导的非市场化行为，会扭曲资源配置。一方面，刺激会延缓市场的自然出清和杠杆去化。而企业盈利能力的恢复必须以市场出清、产能去化、债务消化为前提，否则企业的自由现金流就会一步步被债务黑洞吞噬，无法形成可持续的盈利。另一方面，刺激政策往往以公共和国有部门为载体，导致金融资源向其倾斜，对私营部门产生“挤出效应”，造成“国”进“民”退，不利于结构转型。“破旧”才能“立新”，政策应该顺势而为，从追求增长速度向提高增长质量转变，尽快破除 7.5%的增长红线，制定更具弹性的增长目标。
2、存贷比红线：75%
存贷比是“旧常态”下的特殊产物，在“新常态”之下，已经不适合银行合理放贷、支持实体经济的需求。
首先，国际收支双顺差出现趋势性逆转，存款增长失去重要源头。过去十年，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之下，为稳定人民币汇率，" 央行被迫将投放外汇占款作为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外汇占款成为金融机构改善贷存比指标的关键因素，存贷比监管对金融机构过度投放信贷有约束作用。时移世易，伴随着资本账户开放，中国人口红利拐点，储蓄投资差距收窄以及全球流动性盛宴终结等因素的发酵，双顺差格局正出现趋势性逆转，外汇占款对存款增长的贡献度也在减弱。在此背景之下，存贷比监管将限制银行的合理信贷投放。
其次，利率市场化加速推进，金融机构的一般性存款转化为同业存款，存贷比考核制约表内信贷正常增长。近年来，银行理财、货币基金等金融创新快速发展，深刻地改变了居民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但存贷比考核分母对应的是一般性存款，并不包括货币基金对应的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同业存款，这导致分母被严重低估，无谓的加大了存贷比对信贷投放的限制。
第三，存贷比考核制造了非标等影子银行业务，放大了金融风险，抬高了全社会融资成本。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对利率不敏感，又因为稳增长的要求产生了旺盛的融资需求，不得不通过" 信托、" 券商资管等通道业务绕过存贷比监管，融资链条被人为延长，不利于监管部门有效地控制" 资金流向，加剧了潜在的金融风险。此外，融资链条拉长使得全社会融资成本出现明显上升，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愈加严峻，信贷市场出现明显错配，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
3、耕地红线: 18 亿亩
土地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中最重要的“一发”就是“18 亿亩耕地红线”。18 亿亩红线在旧常态之下有其合理性。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中国的耕地面积、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持续下滑，耕地面积从 1998 年的 19.45 亿亩下降到 2003 年的 18.51 亿亩，粮食总产量从 1998年的 5.12 亿吨下降到 2003年的 4.31 亿吨，人均粮食年产量从 1998年的 410 公斤下降到 2003 年的 333 公斤。民以食为天，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中央开始严厉打击土地违法违规使用行为。2006 年，十一五规划首次明确提出，“18 亿亩耕地是未来五年一个具有" 法律效力的约束性指标，是不可逾越的一道红线”。2008 年 8 月，《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 年）》重申要坚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并提出到2010 年和 2020 年，全国耕地应分别保持在 18.18 亿亩和 18.05 亿亩。
新常态之下，18 亿亩红线的局限性日益突出。首先，满足粮食需求的关键不在于耕地的数量，而在于粮食的数量。2001 至 2012 年间，尽管耕地面积下降了 4.75%，中国人口增长 6.09%，但由于粮食单产增长了 18.39%，粮食总产量增长了 30.25%，依旧保障了粮食安全。按照原有技术条件计算耕地红线显然不合理。其次，中国目前正处于加速城镇化的阶段，而由于 18 亿亩耕地的红线要求过高，导致许多可以合理开发的土地无法形成有效供给，间接推高了土地价格，造成了诸如土地财政、强制拆迁、房价畸高等一系列乱象。
4、混合所有制红线：50%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核心，而混合所有制的成败则取决于能否让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真正平等。只有切实保障两者同样“不可侵犯”的地位，抹掉公有资本的行政化色彩、发挥非公有资本的市场化力量，才能真正提升国企经营效率。这一点在“管人管事管资产”的旧常态之下并没有完全落到实处。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公有资本不仅在控股比例上死守 50%的红线，而且还在实际的经营中发挥了超过“50%”的力量，而与之“混合”的非公有资本并没有享受到与出资比例相对应的发言权。
新常态之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要从“管人管事管资产”向“管资本为主”过渡，核心就是扭转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的不平等地位。对于大部分可以市场化经营的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完全没有必要死守主导地位，可以让社会资本发挥更大力量。对于事关国民经济命脉、适合公有制为主导的垄断性领域，国有资本也没有必要死守 50%的绝对控股地位，可以借鉴黄金股等国际经验，保留公有资本一票否决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化力量。
5、汇率波动的红线：±2%
中国目前的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政府“管理”的手段有两种，一种是“量”，即直接进行外汇干预，另一种是“价”，即设定中间价以及围绕中间价的波动区间。汇率波动区间的管理实际上与浮动汇率制的自动调节机制相矛盾，但在中国持续面临资本流入和人民币单边升值压力的旧常态之下，限定汇率波动区间有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避免国内流动性被动宽松，有一定的合理性。
新常态之下，随着双顺差逐步收窄，人民币单边升值压力明显缓解，汇率完全可以在市场决定下实现双向浮动。此外，在当前改革转型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应该尽量加强独立性，服务于国内的政策目标，而不是受困于汇率波动的红线而一味对冲外资波动，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人担心放宽汇率波动区间后可能会引发资本外逃，但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完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而且拥有高外储、高增长、低外债等防火墙，不应因此束缚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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