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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 王栋琳
" 央行两年来首度降息。尽管央行表态不代表政策转向，但各方依然猜测货币政策转向全面刺激。未来降息之路还有多远，仍将取决于防范各项风险和经济“托底”的需要，以及改革打通金融脉络的速度。毫无疑问，把降息与全面刺激划等号是一种错觉，中国不能重回“货币放水-投资驱动-资产泡沫和高负债”的老路，大力推进改革激发创新能力才是宏观调控长远的根本职责。
理清降息的逻辑和长期趋势，有三个问题值得深思。首先，此次降息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年内经济增速保持7-7.5%问题不大，全年就业目标在9月就已提前完成。因此，降息不是要为GDP和就业“托底”，而是主要针对经济运行中的风险。一是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带来的资金链断裂风险。在一定意义上，降息是前期缓解融资难多项举措未达预期所“逼”出来的。二是食品价格波动和输入型通缩带来的实际利率上行风险。同时，降息也是对未来可能的经济下行压力做出的预调，这一压力主要来自于内外需回升的速度慢于预期。
其次，降息为什么选在这个时点？目前时点的特别之处有三：一是APEC和G20两个重磅会议之后，各方对全球经济前景的认识达成一些共识和默契。二是明年" 美国即将开启9年来的首次" 加息，中国或面临资金流出风险，尤其是近期美元相对欧元、日元升值过快，未来欧洲和日本进一步宽松预期仍较高，人民币如果不放慢升值步伐，未来经济下行压力将更大。三是尽管在增速放缓的“新常态”下，整体经济并未“伤筋动骨”，但过剩产能和地方融资平台承受着“截肢之痛”，一些大企业和地方投资项目面临资金困境，亟待疗伤。
再次，降息将带来怎样的实际调控效果？一是贷款利率主要是大企业贷款成本有望下降，房地产贷款由于个人放贷的缘故受到的利好明显。然而，贷款利率上限早已经放开，基准利率在短期内起到窗口指导作用，中长期银行依然要根据实际资金成本来对贷款利率市场化定价。而中小企业贷款难、融资成本高难以从降息中获取太大收益，除非利率“一降再降”，彻底改变整个社会的资金供求关系，从而改变真实利率水平，然而代价是大量资金将低成本涌向大企业、过剩产能、僵尸企业。
二是银行的资金成本易升难降。考察占银行存款最大比重的活期存款（占比三四成以上）利率变动情况，大银行未变，部分中小银行“一浮到顶”。在“一浮到顶”情况下，活期利率上升幅度达到9%，其余四个档次利率升降幅度不大，基本互相抵消，总的来说资金成本应是提高。这种情况下银行主动“割肉”大幅降低贷款利率并不现实。
因此，当前调控面临着关键的抉择：是继续通过不断调整银行存贷款利率这一“伪利率锚”，来间接调控社会融资成本，还是打通金融脉络，通过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来实现高效率的“降息”？是冒着传统投资驱动的风险继续进行货币放水，还是提高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中高速增长？前面的路无疑更容易，但长期看成本较高。
中国经济“新常态”有很多特征，其中经济增速放缓是公认的。这一放缓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规模，投资回报边际递减，建立在模仿和学习基础上的后发追赶优势逐渐削弱。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连年下降，目前已经降至15.9%，但经济体整体实际并不缺钱，M2连续保持在13%以上，远高于GDP与CPI之和。在投资消化不了过多货币的情况下，一味宽松和刺激，必然会产生宽松“后遗症”。
经济增速放缓会一直持续下去吗？有一些观点认为会，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会不断下滑并最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要出台政策去不断刺激经济。应该看到，经济增长从根本上是由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中国要突破增长瓶颈、获得长期增长潜力，只有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
宏观调控在目前要做的是一方面进行经济“托底”，避免“脱轨”影响改革和创新的开展，另一方面是不断解放生产力，大力鼓励创" 新创业创造。在这方面，政策松绑的空间很大。
例如，金融改革要建立完整的体系，以金融价格来担当科技创新行业和企业的“指挥棒”，保证极少数的优秀企业最终能够脱颖而出。社会保障体系要建立有利于支持创新创业的“兜底网”，保证大多数的创新创业“试错”后能够公平而有效率地退出。教育、人力资源体系要作培养和发现真正的创新人才的“摇篮”，支持人力资源自由流动，支付反映其市场价值的对价。其他资源价格、行业准入也要走向市场化，打破垄断，拆除“玻璃门”。财税政策要与之相协调，不仅把钱花到真正该花的地方，还要集合资金建立起能够长期支持创新的“钱包”。政府监管、行政职能转变更要走在前头，自断“手臂”，还市场之手。
试问，这些系统性工作岂是数次降息能够代替？以货币放水、全面刺激代替结构调整、深化改革的努力不可取、不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