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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中国股市经历了暴涨暴跌的过山车" 行情，有观点认为资本市场的波动对实体经济影响将在下半年显现。而学者对于一行三会联手救市的效果和评价也褒贬不一。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托市使得中国经济幸免于一场金融危机，而也有人诟病暂缓IPO，勒令央企不得减持上市公司" 股票 等一系列“股市保卫战”是反市场化的强干预。带着这些问题，《第一财经日报》日前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 张曙光。
股市重挫不至于威胁金融稳定
第一财经日报：上半年中国股市经历了暴涨暴跌的剧烈波动，在您看来这次波动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张曙光：股市的问题其实表现得十分清楚，以6月中旬为界，暴涨暴跌，剧烈震荡，前期形成大牛市，后期出现大动荡。就是股市脱离实体经济的表现。在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情况下，后市不可能再出现大涨，较大的波动有可能成为近期股市的常态，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有可能拖累经济增长。
日报：有观点认为股市上升的时候，钱都在资本市场里转，并没有到实体经济去，所以下跌的时候对实体经济影响不大，您如何看股市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张曙光：如果股市掉下来以后，整个金融活动陷入萎靡，将拖累实体经济0.6个百分点。上去的时候有影响，跌下来对经济的影响比涨上去还要大，从5000点跌到3700点，这个波动对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第二季度" 金融行业的GDP增长了17.4%，而全国GDP增长了7%。在7%里面，金融行业对GDP贡献了近1.5个百分点，贡献率为21.4%。如果比较一下就很明显，2013年，金融业的贡献率为7.6%，拉动GDP只有0.58个百分点，2014年下半年股市开始上涨，贡献率达9.9%，拉动GDP为0.73个百分点。上半年股市大涨使得金融行业增加值大幅上升，下半年股市下跌，金融行业有可能出现萎靡情况，假设金融业增加值到了第三季度和下半年从17.4%回落至10%，这对整个GDP的贡献就会大大减小。这是直接影响，而其他的间接影响还没有计入。
预期下半年GDP增速将放缓至6.8%。实际上，有6%多的增长就不错了。现在的增长完全是靠基建托底。上半年政府投资的增长比民间投资还要快。民间投资11.4%,而政府投资则达到了12.9%。下半年还得靠基建，一些地方政府往往是只管增投资和上项目，而对经营效率和经济效益考虑不多。
日报：在本轮救市中，一些学者认为一行三会的协调机制存在问题，前期未能到达良好的沟通和协调，您对政府救市如何评价？
张曙光：这次救市，由于上面发话，各个部门之间协调了，但我认为实际上不需要那么做。纵观国内的政府治理，往往是各部门各自为政，反垄断就涉及发改委、商务部和国家工商总局3个部门，PPP又是财政部和发改委两个部门管理，这次救市更是涉及一行三会四个部门，我认为真正高效的管理，一个部门就能解决问题。这么多人和部门反而容易造成推诿的现象。
前些日子我看了业界对这次动荡的压力测试，结果是A股因融资盘去杠杆而急剧下挫，给" 券商带来3000亿元的损失，给银行带来4000亿元的损失。我认为这些损失还不至于威胁到金融市场的稳定。
实体经济疲软，股市大涨之后必然有落。从金融风险向实体经济传导的资产负债表和信贷两个渠道来看，股市震荡对实体经济的威胁不大，目前不会因为股市大跌而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中国经济学的痛点和难点
日报：你曾说过任何经济理论背后都有各自的社会哲学立场，而概括起来无非经济自由主义和提倡政府干预经济这两大类，在经历了资本市场的波动后，下一步我国经济学理论的钟摆将摇向哪边？你认为中国经济学的痛点和难点在哪里？
张曙光：经济学背后的哲学基础就是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这两派，而作为经济学家，具体持哪种观点都可以，但前提是需要发自内心，真正相信，逻辑一致。现在中国经济学界的问题就在于，很多人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心口不一，不相信也照样写、说。
关于中国经济学的痛点和难点的问题，我只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想讲中国经济学者如何为学做人，如何守住为学做人的底线。现在对于中国经济学界，不要说提更高的要求，能守住这个底线，中国经济学的痛点和难点就能够解决。
我们现在很多做法实际上都冲破了为学做人的底线，剽窃是最严重的问题，而造假、错误百出、名实不符的现象也很普遍。比如，作者出版一本书往往要请几个名家做推荐，但是一些名家根本不看书就去写推荐。
又比如，在经济学教育领域，每年的博士生论文答辩，不少老师要参加十多次甚至更多的答辩会，很多人根本没有时间看论文，有的只看论文提要就去参加答辩。如果不能仔细阅读论文并认真评论，倒不如少招几个博士生。还有，经济学文章署名的问题，博士生写文章，由导师和博士生联合署名，有的导师还署在前面，但对论文毫无贡献。我认为像这类现象不解决，想把经济学研究做好很难。
日报：中国经济学界受您尊重的独立思考者有哪些？
张曙光：我们不但要研究学习外国经济学大家的理论，而且中国经济学名家的思想也值得好好研究。像" 蒋硕杰、" 张五常、" 杨小凯这三个人的思想就需要首先研究。蒋硕杰的可贷资金金融理论、张五常的制度经济学理论、杨小凯重新发现和阐述的分工理论，都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确实是世界公认的优秀经济学家。
现在国内经济学家中，为学做人可以守住良心而认真做事、不说假话的我认为有：" 余永定、李实、" 卢锋、韦森、" 管毅平、曹正汉等，他们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都有很大贡献。经济学理论被大家接受和采纳是一回事，有没有勇气独立思考、自由表达是另一回事。上述几位经济学家的作品一看就知道他们不仅读了大量的书，而且能够认真调查研究，能够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
目前中国经济学迫切需要减少行政对学术的干预，让经济学者自由思考，自由表达。我认为经济学家会讲错话，会犯错误。但犯错误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没有采取具体行动就应该给学界留有自由讨论的空间，不应该设立禁区。同时，学者也需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既要独立于权力，也要独立于金钱，还要独立于" 大众。当然，学界本身也有很多问题，真正能够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独立特行的有良知的经济学者不多。不是他们不想为，而是不能为，在这种情况下，宁可不为，也不能昧着良心为。
经济学人守住为学做人的底线
日报：进入21世纪之后，伴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工具发生了巨大变化，您如何评价主流经济学中分析工具对理论的影响？
张曙光：这些年研究经济学的工具方法的确变化很大，可以说，改革开放后经济学领域进步最快的就是学会了运用一套现代的经济分析工具和方法。
不过，我认为经济学的重点仍然应该是理论和思想，没有思想光有工具，没有理论光有方法，实际上不解决问题。工具有了、方法有了、模型也有了，一些经济学者把" 数据拿来做一些回归之类的计算，得出结论，然后把文章写出来，在我看来，这与做练习题没有差别。而这些年，我们在理论思想上没有多少进步和成绩，中国经济学者要想做出自己的贡献，要想自立于世界经济学之林，还得提出真正的新思想，创造出新理论。
在现在的学术生态和思想环境下，如果依然是“这个不准讲，那个不能讲”，不允许经济学家对当前社会现实问题提出批评，发表不同看法，就会阻碍经济学思想的发展，就不可能产生新的经济理论思想。相比而言，一部分经济学者其所以利用现成的工具方法做一些所谓实证分析，而不做思想理论研究，就是因为这样做相对安全一些。
日报：日前成立的当代经济学基金会致力于理论创新，您对新成立的基金会有什么建议？
张曙光：基金会致力于推动理论创新，很重要，也很必要。为此，基金会以后要评奖，我认为第一个要做到宁缺毋滥。没有就是没有，少就少，不要凑数，不要为评奖而评奖。1992年，我写了《论经济学的科学批判和科学评价》一文，评论了"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评奖，就提出过这样的观点。
第二，基金会要评“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必须以严肃的学术批评为前提。基金会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推进学界重视和开展学术批评方面。其实，只有在严肃、认真、尖锐、激烈的学术批评和学术讨论中，中国经济学才能真正有所建树，有所突破，有所创新。要开展学术批评，就得认真读书，不读书就推荐这本书好，不仅没有意义，而且是在骗人。我们没有学术批评的传统，现在也没有学术批评的风气，基金会要组织专家开展学术批评，有了评论，有了批评，再讨论评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