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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投违约生态
曾几何时城投信仰是金融市场上最坚固的信仰。但2018年来城投非标违约陆续出现，2019年以来违约更是大幅增加。在此背景下，催收成为部分政信业务人士的常态，而偿债成为了城投董事长的主要工作，本组报道将通过采访二者呈现这一生态。去杠杆之路有阵痛，但也是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一步。
一年来，崔成去了中县15次。“去中县的次数比回老家的次数还多。”他感慨道。
崔成是一家租赁公司的项目经理，公司在东部某省省会，家乡也在该省；中县则是公司一笔城投贷款的投放地，在中部某省。2018年末这笔贷款出现逾期苗头后，他就不断奔波于中县和公司总部之间，变成了“催收员”。
临近年底，崔成决定再去一次。虽然中县城投还款的希望渺茫，但公司年度考核压力在，只能去碰碰运气。出发前，他提前联系了中县城投融资部人士，对方说公司领导出差了。“很可能是个幌子，现场碰。”崔成已熟悉这一套路。
他买了动车票，只身来到600公里外的中县。果然，中县城投董事长就在办公室，他调侃道：“小崔啊，你都快成我们公司的人了。”和往常一样，这次催收仍没有实际效果。
“一点都不想去，感觉有点自取其辱。”崔成无奈地说，“他们的表情似乎在说，这个人不会是个傻子吧，怎么还来？”在崔成的印象里，入行的几年中，从没有像今年这么苦闷：屡次奔波没有准信，贷款展期之后再展期，仍然没有着落。
奔走在催收路上的不止崔成。自从2017年下半年以来，中央监管部门对城投的融资持续收紧，融资平台借新还旧的游戏难以滚动，2018年城投开始出现非标融资违约，2019年违约明显增加。
据记者统计，今年截至目前已有58款政信产品无法按时偿还贷款本息，而2018年全年的数量仅仅只有23款。当然，这只是“冰山一角”，很多违约并没有被“爆”出来。
从宏观上看，城投违约是打破刚兑的必经之路，也是去杠杆的结果。但从微观上看，“崔成们”的奔波构成了城投信仰打破之后的时代注脚。
崔成第一次到中县还是2017年7月。
当时财预50号文（《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已下发两月。50号文并无新的措施提出，只是对各种违规行为再次做出警示。该文震慑之下，银行机构收紧了对城投的贷款，融资平台借新还旧压力加大。在此背景下，城投公司亟需找到新的资金方。
以信托、租赁为代表的非标产品抓住时机，进入这一市场。虽然资金成本在10%以上，但对于偿债压力大的城投而言，能借到钱周转已是不易，哪还顾得了成本。
崔成仍记得当时去尽调时的场景，中县城投可谓“门庭若市”，有三家租赁公司都在尽调。“争着放款。” 崔成调侃称，“那三家租赁公司是金融租赁，放款的金额大，而我们不是金租，还排不上队。”
几天调研下来，崔成大致做出了判断：中县是省直管县，财政留存比例要高于普通区县。硬性指标方面，2016年中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5亿。“财政收入规模虽达不到百强县的标准，但也还不错，所以就放款了。”
2017年8月，崔成所在的租赁公司和中县城投签订了售后回租合同，租赁标的物为管网及附属物。具体交易结构为，中县城投先将管网及附属物卖给租赁公司（租赁公司支付购买价款1.6亿），中县城投再从租赁公司将管网租回，并支付租金。此外，中县交投为这笔业务担保。
令崔成没有想到的是，向中县城投放款的金融机构不止这三家，且融资主体多元化：中县所有的城投都有租赁融资，甚至中县中医院、中县人民医院也通过租赁的方式融资。
以中县中医院为例，中登网信息显示，在2017年5月-2018年的2月间，有7家租赁公司向中县中医院提供融资4亿元。在此之前仅仅有两笔租赁融资，发生于2015年3月、2015年7月。
“这些融资都是由中县城投或者其他城投公司使用，医院就是个通道，一般来说谁担保谁使用。”崔成说。
合同显示，租赁期限36个月。按照偿债计划，中县城投 2017年10月支付第一期租金，此后每隔三个月支付租金本息约一千多万。前期中县城投都按时偿付租金，但是2018年底“中县城投已出现了逾期”的小道消息在市场上流传开来。
崔成和他的同事立即赶到中县，中县城投再次“门庭若市”。听到消息赶来的不止有他们，还有2017年放款的三家金租，以及之前并不了解的几家租赁公司、信托公司。“中县城投融资部办公室坐满了人。”
中县城投董事长组织各家金融机构开了个座谈会。相互寒暄后，中县城投董事长说，两年来感谢各家机构对中县及中县城投的支持，中县是省内最具发展前景的县市。但是话锋一转，他说，资管新规和27号文落地后，各方资金都在撤，中县城投流动性暂时遇到一些问题，但是欠款肯定会还。
所谓27号文，指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这是对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管控最为严厉的文件，并且明确指出将对违规举债终身问责、倒查追责。各类金融机构均收紧了对平台的放款，城投资金链到了最为紧张的时候。
“光画饼可不行”，崔成追问具体的偿债措施，但是中县城投并没有详细回应，只说肯定会还。“就差对天发誓了。”崔成说。当时，中县城投支付了五期租金，还剩七期待支付，而最新一期到期即为2019年1月。
对于中县相关指标，他已烂熟于心：2018年底政府债务余额25亿，而财政收入规模30多亿。以债务率（政府债务/综合财力）计算，2018年的债务率仅仅34%，远低于100%的警戒线，看起来还不错。但仅中县城投一家就有这么多非标融资，中县隐性债务的规模不小。
此行中县城投未提出任何实质性措施，崔成只得到了中县城投的口头承诺，他对中县偿还能力的担忧与日俱增。接下来的一个月，他忐忑不安，最终2019年1月的第六期欠款并未收到。
他再度赶赴中县：先去中县城投，董事长说确实没钱、流动性紧张；再去中县交投，交投老总说：我只是担保方，这钱又不是我用的；最后去中县国资委（交投和城投的股东），负责人说：原则上借款主体先解决，不行再和政府协调。
这几乎是他此后每月去催收的固定流程及主要回复，不过这期间中县城投换了三任董事长，使得催收效果变得更加不确定。崔成记得，在中县城投还了第六期租金后，剩余一半的待收租金被迫做了展期，但展期之后又逾期了。
“为什么每个月都要去一次？”崔成自问自答，“一方面是公司要求，另一方面也需要了解现场情况，看看公司是否存在、是否有其他债权人等外部信息。”
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广泛的合作，即便有违约也很少会主动爆出，目前尚没有看到这类案例。对于公开债券，地方政府会想方设法保兑付，否则对区域融资环境影响太大。
江湖传言：“债券违约天下知，租赁违约无人问”。就偿还顺序而言，公开债券优先，而租赁因为体量小、资金又是自有资金，偿还顺序往往最末。处于中间的是信托、私募基金、期货资管、金交所定融等产品。这些产品因为涉及到大众投资者，地方有支付的压力。
对崔成而言，催收不仅仅要和当地城投、政府“斗智斗勇”，也要和同行“斗智斗勇”——在城投资金有限的情况，如何先于同行拿回债务资金。
崔成只身去到中县的前几次，都未能见到中县分管副市长。但当中县城投债务违约问题被媒体曝光后，中县副市长亲自带队到各家金融机构拜访，商谈债务的解决问题。
无法见到政府领导的不止崔成。一次催收中，中县城投董事长当着崔成的面对一位同行说：你要再这样做，你们的欠款我就不还了。崔成后来才知道，这位同行在县政府拦下了县长的车，希望得到一个准信。但县长叫来了中县城投董事长处理，最后又把这位同行带回来中县城投。
股东背景也是催收成功的重要因素。崔成了解到，一家租赁公司提前收回了款项，但这家租赁公司背景特殊，实际控制人是该省国资委。“据说该省国资委指导省内金融机构做了一笔非标融资，将这笔租赁置换了出来。”
屡次催收无果后，崔成不断追问“还能有什么办法？”虽然可以提起诉讼，但这是万不得已的举措。谈到将来，崔成说：“还是会继续做政信业务，但也不能单纯靠信仰，需要整体去考虑贷款的风险。”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政信业务躺着赚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对于地方政府、城投公司而言，一纸承诺融资的时代也渐行渐远——旧的业务逻辑在消逝，新的体系尚未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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