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就是更加关心普罗大众 _ 东方财富网

■ 王芝清综述

在2019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期间，香港大学冯氏讲席教授、亚洲环球研究所主任陈志武和CAFI理事会联席主席兼院长贝多广接受了多家媒体集体采访，两位专家分别从普惠金融和婚姻的关系、普惠金融的建设机制两大角度，探讨了普惠金融问题

普惠金融解放了婚姻

陈志武先生以婚姻为例，将普惠金融和婚姻的共同特征归结为分散风险，他认为，婚姻在人类整个演变历史过程中，始终和规避风险紧密相连，在保险、借贷产品、养老基金等金融产品尚未出现的年代，婚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交易，是为了实现两个家族趋利避害的重要途径。比如说，男女双方的出生地相隔越远，两个地方同时发生风险的概率近似为零，一旦一地发生灾害，一方就可以向亲家求助，因而，彼此就有了保障。这种避险方式的背后，反映的问题是市场机制，尤其是避险产品不发达的社会背景。中国古代的婚姻风俗相对复杂，其目的就是通过牢靠的婚姻关系达到跨期、跨时间、跨空间的可靠的互助。

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在金融越来越发达以后，安身立命、生老病死的一些风险保障性的安排越来越可以由金融产品和其他福利计划帮助解决，原来婚姻的避险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金融市场替代了，以保险为例，保险公司跨越空间限制出售多种类别的保险，有时候比婚姻的效果要好得多，这样在客观上解放了婚姻，由父母包办婚姻变成了自由恋爱。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全体成年人中的24%选择了单身，到了20世纪末又上升到了48%，当然也包括了离婚的成年人，北欧国家也是这样的。与之相对应的是单独和母亲生活的儿童占比也在上升，21世纪初的美国在40%以上，瑞典逼近60%，中国也概莫能外。在没有金融的时候，人们不得不依靠婚姻解决问题，但是金融产品使得婚姻更加注重感情基础，发达的社会就比较早地走上了婚姻决策中爱情唱主角的状态。

针对普惠金融跟婚姻解放之间的关系，陈志武先生进一步指出，普惠金融应当和婚姻一样成为每一个普通人最关心的一个事情。如果金融对于婚姻决策都有很大影响，金融普惠就几乎达到了顶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融普惠性更多强调的是金融的渗透面和涉及面，这就不单纯是有钱人才关心的事情了。

普惠金融和婚姻、家庭紧密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养儿防老”观念，随着中国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养老保险问题也应当体现普惠的性质。如果是为了养老而去生小孩，是将小孩当成了工具，这样的父母多少有点儿自私，最后导致父母干预子女的婚姻和家庭，并产生破坏作用，不过中国经济从计划转到市场，父母依赖子女养老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考虑改革开放，人们的收入财富增加，理财意识增强，以及金融市场不断完善，市场化养老机制就可以为人们养老提供更大的主动性，而不是被动依赖子女。所以，中国人的观念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如果真的爱自己的子女，就尽最大的可能不要在财力上、经济上变成子女的负担。

普惠金融需要建立健康、负责的金融机制

金融作为资本运作的重要形式，不可避免具有逐利性，普惠金融概莫能外，为此，陈志武先生提出要正确引导，合理利用。毕竟无论哪个金融行业都会发生欺诈行为，而且也为政府管制金融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全国每天发生的个人信贷可能有上百万笔，如果一棍子禁止消费信贷，需求被禁止了以后，整个社会实际上付出的代价还是很大的。贝多广先生也提出，普惠金融之所以普惠，就是更加关心普罗大众，比如中小微企业以及弱势群体经常受到传统银行体系、金融体系的排斥，而他们本身的金融素养也不够，这就要求所有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供应商，都要负责任。

至于怎么负责任，贝多广先生提出，一定要跳出传统的金融思维框架。全球都在推进普惠金融，但是推进之后又带来新问题，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机构缺乏社会情怀，对服务对象不了解，因此产生了问题。金融是一把“双刃剑”：好的方面是推动社会发展，坏的方面是可能诱发股市风波和经济危机。建立负责任的普惠金融，要牢记三个核心理念：一是要清楚认知服务对象的弱势性和金融素养的薄弱性，要求在推进普惠金融的同时强调对客户权益的保护，合适的产品要从基层做起；二是要为这些人群赋能，要培育这批客户。实际上，普惠金融的本质不在于金融本身，而是提供了一个机会、一种资源，让客户通过这个载体去改善人生；三是要做好能力建设。普惠金融真正的含义，不像简单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更多的是需要金融能力。通过普惠金融可以引导客户的生存发展能力提高，尤其是还款能力，避免欠账风险。

贝多广先生还强调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一定要提高老百姓的金融素养，让普通人都认识到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和金融有关系，还有关注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让老百姓都知道财务健康的重要性，既不能不给，也不能过度，整个社会建立一套完整的指标衡量财务健康状态，需求者金融健康水平提高了，供应商责任性提高了，整个社会普惠金融就会走到比较健康的道路上。

普惠金融的建设离不开政府的引导，陈志武先生还补充了一点，监管部门不可以管得太多、太随意，之所以出现“一放就乱、一管就死”，就是因为跨时间监管部门的一致性很差，监管部门的行为与宏观经济政策高度相关，因此监管部门不愿意将步子迈得太大，避免和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冲突，但是为了保持稳定的业务环境、政策环境，必须要让监管部门保持相当高的独立性，保证市场规则的连贯性和公平、公开、公正性，否则就会出现“一管就太严、太紧，一放就太乱”的局面。

但是监管部门在目前还是缺乏独立性的，因而可能出现逆向选择问题——尽量照顾国企，忽视民企，厚此薄彼，随着现在普惠金融监管呼声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严，就必然会让国企的空间不断扩大，民企的空间越来越小。尽管从本质上来说，普惠金融更应该是民营企业去做的事情，现在的国有金融机构更适合于服务国企和地方政府。中国的“中小微弱”群体十分庞大，让草根做起的民营金融机构能够掌握一手资料，设计的金融产品更有针对性。

监管部门实际上是监管市场秩序的部门，不能与简单和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挂钩，但是中国体制决定监管部门往往是共进退，这样就有可能使得推进普惠金融没有那么连贯，例如，当经济周期下行压力增大的时候，给小微企业增加信贷，一方面有可能促进经济活动的开展，但是另一方面会发生过度负债，拿了多余的钱就乱投，导致资金浪费。因此，如果非得要从监管角度去促进普惠金融或大众金融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监管部门应该逆风调节。但是监管行为还是尽量不要跟周期连得太紧，应该要保持市场环境的独立性和一致性。

（文章来源：国际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