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松成：应对疫情的同时 也要高度关注经济薄弱环节 _ 东方财富网

[ 财政政策在逆周期调节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同时，应坚持财政可持续，在增量投资方面要求项目投资回报机制明确、收益可靠、风险可控，提高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的杠杆作用。同时，进一步增加对医院、病毒检测实验室、医疗物资储备等的资金投入。 ]

[ 2019年末，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44.41万亿元，同比增长14.8%。 ]

新年伊始，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不断飙升，防控疫情成为头等大事。疫情导致春节假期相应延长，也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企业经营和就业前景带来了较大挑战。

保障人民健康安全是第一要务，经济和就业稳定同样为民生所系。应对疫情，我们建议：(1)加大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力度，提高中央财政赤字率，加强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2)货币政策应有效舒缓本次疫情给企业带来的流动性压力，努力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3)高度重视此次疫情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经营和就业的影响，避免“一刀切”式的过度干预而额外增加企业的负担，把稳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4)坚持不以房地产作为刺激经济的手段，但应在“房住不炒”的前提下稳定房地产投资和销售。

只要各项政策和措施得当，就有望将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

一、宏观政策面临挑战

与“非典”时期相比，目前经济恢复所面临的挑战可能更大。当时，我国加入WTO后的外需势头强劲，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旺盛，人口红利处于高峰期，经济上行的动能很强，而现在正是全球化受到挑战的时期，国际环境已与当年大不相同。

这对企业来说意味着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2001年至2010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速均值达到21.1%；2003年全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同比增长了37.1%。而2011年以来的九年里，我国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速均值已回落至5.3%。

“非典”时期，政府、企业、居民杠杆率不像目前这么高，货币政策的空间更大。现在资本的边际回报率日趋下降，通过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从三大需求对我国GDP的贡献率和拉动率看，2003年，资本形成总额贡献了GDP增长的70%，拉动GDP增速7.0个百分点；而2019年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仅贡献了1.9个百分点。

当年“非典”时期，由房改带来的房地产业爆发式增长刚刚开始，在“非典”结束不久的2003年8月，房地产业被正式列为支柱产业。而现在则强调“房住不炒”，且疫后不大可能通过房地产业来拉动经济。

2003年前两季度，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同比增长37.4%，销售金额累计同比增长44.8%。而2019年，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为-0.1%和6.5%。人民银行《2019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数据显示，2019年末，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44.41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增速比上年末低5.2个百分点，连续17个月回落；全年增加5.71万亿元，占同期人民币各项贷款增量的34.0%，比上年全年水平低5.9个百分点。

目前，无论是从存量还是增量看，我国房地产融资占比已基本恢复到正常年份的水平。考虑到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房地产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但过去十几年快速发展的阶段已经过去。从我国经济发展全局出发，仍应坚持“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通过刺激房地产来对冲经济下滑不应成为当前的政策选项。

二、采取合适的政策应对疫情的冲击

“非典”时期，宏观政策对受“非典”影响较大的行业有所倾斜，并保持了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例如，财政政策对受“非典”疫情影响比较严重的行业(如民航旅客运输业务、旅游业)减免了部分税费或实行税收优惠；对由政府组织拍卖或委托指定机构销售“非典”捐赠物资的收入免征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对在“非典”防治期间被政府征用的宾馆、饭店、招待所和培训中心(含度假村)，2003年减半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等。货币政策方面，虽然当时货币供应量增速较快，央行并没有很快施行紧缩政策，而是直到三季度末经济增长上升趋势确立后，才有所调整。上述政策措施为应对本次疫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我们认为，当前的政策措施应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高度重视此次疫情冲击对企业经营和就业的影响。有必要进一步减税降费，降低企业成本。同时，稳健的货币政策也可在边际上适度放松。物价对货币政策的制约不大，因为疫情对物价的影响集中在少数种类的食品、药品和卫生用品上，绝大多数的商品价格基本稳定，甚至可能因需求减少而下降。货币政策的着力点应关注有效舒缓本次疫情给企业带来的流动性压力，努力降低受疫情影响企业的经营成本。据有关测算，如果对企业在3天假期延长期间发生的利息支出予以免除，大约可减轻企业财务成本450亿元左右。人民银行可通过宏观审慎管理，并通过再贴现、再贷款、抵押补充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鼓励开发性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银行，加大对医药卫生领域和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的金融支持。

要避免“一刀切”式的过度干预而额外增加企业的负担。在控制疫情的前提下，应鼓励员工在家远程办公。企业用工成本增加将迫使其裁员，并抵消财政、货币政策降低企业成本的效果。

此外，应谨防企业信用风险大面积爆发。目前有关政策已开始舒缓企业资金链紧张的问题。1月26日，为配合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银保监会已经要求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以及有发展前景但暂时受困的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鼓励通过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完善续贷政策安排、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等方式，支持相关企业战胜疫情灾害。

第二，不以房地产作为对冲经济下行的手段，但应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前提下稳定房地产投资和销售。由于疫情已经对经济带来了较大的冲击，加剧了短期经济的波动，房地产投资的平稳对于顺利渡过当前的难关也很重要。一方面，防止经济过度“房地产化”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空间，另一方面，房地产业在我国经济中仍有着重要地位。不将房地产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不应与政策继续收紧画上等号。

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全国多个城市针对房地产市场下发了“暂停经营”的通知，明令禁止售楼处、中介门店继续营业，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也发出号召，全国楼盘暂时停止售楼处的销售活动，待疫情过后再自行恢复。房地产销售的迟滞将加剧房地产企业的资金紧张，而销售回款(包括个人按揭贷款和定金及预收款)已经成为房地产企业最为重要的资金来源(2019年达到49.62%的历史高位)。建议适度放松对房地产企业的融资限制，允许部分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房地产企业延期还贷，缓解近期销售萎缩对其资金链的冲击。

房地产政策应以“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为宗旨，以供需相结合的调控方式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支持房地产业合理融资需求，调整土地供应结构，增加住房供给，加强房价预期管理，并继续构建和完善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

第三，此次疫情对地方财政造成了较大冲击，税基缩减加剧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要加大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力度，提高中央财政赤字率，增加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

我国政府部门整体的杠杆率并不算高，且政府债务结构较合理，绝大部分为内债，外债占比很低，短期债务占比也较低，而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经济和政府收入增长较快。这些为我国提高财政赤字率提供了有利条件。我们认为，可以较大幅度提高财政赤字率，至少可以提高到3%。

财政政策在逆周期调节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同时，应坚持财政可持续，在增量投资方面要求项目投资回报机制明确、收益可靠、风险可控，提高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的杠杆作用。同时，进一步增加对医院、病毒检测实验室、医疗物资储备等的资金投入。

也应看到当前存在的有利条件：一是我国经济发展已经不再“唯GDP马首是瞻”，而是强调稳增长和转变增长方式。2019年四季度，经济运行已出现一些积极信号，达到阶段底部区间。二是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金融业等第三产业对外开放力度加大，释放新的改革红利。三是我国经济韧性较强，且疫情期间被压抑的需求将在疫后有所反弹。四是有当年抗击“非典”的经验，疫情防控比较迅速。由于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疫情影响主要集中在湖北省，其他地区受到的影响相对有限，延续时间也有望相对较短。

总而言之，在全力应对疫情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经济的薄弱环节，采取有力措施，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渡过难关，稳定就业，保障民生。只要各项政策和措施得当，这次疫情冲击应该是短期的和可控的。

(作者盛松成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龙玉为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仅反映作者观点，不代表所供职机构意见)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