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需调整2020年既定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_ 东方财富网

“此次传播规模和范围大于非典，但防控力度和重视程度也大于非典期间。”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5日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称，如果我们现在的这种防治疫情的举措不放松，预计到3月下旬，每日新增确诊人数会降到100左右，那时就胜利在望。

李迅雷强调，不需要把心思过度放在疫情对GDP的影响上。在他看来，损失0.5%或者甚至1%，放在发展历史上看并不算什么，关键还是要看经济的良性运行和结构性的调整、以及经济产业的转型是否成功。

李迅雷认为，需要重新调整2020年既定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要扩大财政支出规模，赤字率上调至3%，甚至暂时调整至翻倍都是可行的。

同时他提出，企业应该“被救”与“自救”两手抓。毕竟，疫情是暂时的，经济转型却是漫长的。

正视影响，不要过度悲观

第一财经：疫情对中国经济增速的影响程度有多大？会延续到几月份？

李迅雷：我认为不要只把眼光聚集在GDP增速的变化上。短期疫情影响不容轻视，但长期并不会改变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关键是中国经济的良性运行和结构性的调整，以及经济产业的转型是否成功。

第一季度将经历疫情爆发、扩散到收敛的过程，对经济的影响确实会比较明显。一季度GDP增速可能在5%左右，但是该影响到第二季度就会有较大好转。要以长远、宏观的眼光看待这次的变化，即便全年经济都会受到影响，这在中国经济的发展长河里面也算不了什么。

我们一方面要正视它对于经济造成的影响，但不要过度的悲观，因为过度的悲观其实就会延长它对经济的影响。

从具体影响来看，对经济增速最关键的冲击会来自第三产业，特别是餐饮、交通、旅游、住宿等，其次是第二产业，最后是农林牧渔业。

当年非典使得2003年旅客周转量增速为-2.3%，国内旅游人次下降0.9%；旅游总收入下降11.2%。春节是最重要的旅游和消费黄金期，由于应对疫情所采取的举措远比非典时期严厉，预期相关行业降幅会更大。并且，对疫情的担忧情绪很可能会使得5月的旅游消费黄金周数据也受到影响，夜间经济带动的消费也因疫情处于暂停状态。

但这一切都是暂时的。

第一财经：您认疫情是否已经迎来拐点？

李迅雷：我们通过建立模型评估了新冠肺炎的传染性强弱以及预测患病人数规模和峰值时间。乐观来说，确诊人数在下周可能就会到达一个峰值，之后缓慢回落，拐点出现，就看到希望了。

“自救”应对困难

第一财经：暂停业务、延迟开工，对于控制疫情有直接帮助，但对部分受冲击较大的企业，无疑是一场严峻挑战。怎么应对？

李迅雷：很多企业之间都是相互配套的，比如原材料的加工、零部件的加工等本身就是一个产业链，有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那么其他地方他就都不能够畅通运转起来了。

另外，部分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本身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产业互动、产业合作的减少和骤停都会对出口造成影响。再加上部分国家对我国人员流动限制，货运和航运也大幅减少，冲击较大。

所以，不论是政府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必须帮助中小企业解决短期流动性问题的燃眉之急。

第一财经：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后续多个部门也相继出台了支持举措。对企业来说，这些支持够不够？

李迅雷：“金融30条”里对于流动性的支持、贴息、税收等各方面的措施对企业的帮助是实打实的，这些措施的效果会逐步体现出来，但是实效性是有限的。

“金融30条”主要解决的是短期问题，长期来看，依旧要回归到如何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以及如何减轻企业负担的问题上。处理好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部门的关系是关键，要做到更加结构化、更加优化、更加合理。

企业的发展和消费直接挂钩，如果居民消费增速能够保持平稳，且消费升级能够持续，企业的订单就能得到保证。

但是，目前居民部门存在收入结构扭曲的情况，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间的差距过大，如何通过相应举措使得居民收入分配更加合理，使中小收入群体也能成为消费主力是当下需要考虑的。

如果他们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能得到更好的保障，消费力就会提升带动经济。

但是，企业除了接受来自国家政策的帮助，自身也需要积极做出应对。

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的过程当中，且转型的时间可能超乎预料的漫长。传统产业本身就有一个向头部集中的优胜劣汰的过程，即便没有疫情，一些传统的偏低端产业也面临着生存的困境，全球都一样。

日本、韩国、德国在二战之后都出现了经济高增长之后逐步放缓然后转型的过程，转型过程中很多企业日子并不不好过，但并不影响整个国家最终成为发达经济体。

这一过程对很多企业一定是痛苦的，作为中小企业一定要对自身所处的行业有全面的认识，一味地依赖政府和社会救助，只是解决一时问题，不能够解决长远问题。

既定政策有待调整

第一财经：你认为，如何通过短中长期经济政策和改革组合，走出冲击，恢复经济增长动力？

李迅雷：需要重新调整2020年既定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当下我们最大的期望还是放在财政政策上面。

假设在悲观预期下，疫情将对GDP增速带来的拖累达到1个百分点，大约需要增加5000亿左右的投资和消费来对冲，才能起到稳增长的效果。

因此，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要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建议财政赤字率从2019年的2.8%，上调至3%，即增加约2000亿人民币的财政支出。横向比较看，日本财政赤字率7%左右，美国4%左右，中国到3%，并非不可接受。

把财政赤字率的警戒线设在3%是根据西方国家情况做出的，西方国家是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政府所拥有的资产规模非常小，举债能力也就有限。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政府部门的所拥有的资产规模是非常巨大的。财政赤字率上调至3%，甚至暂时调整至翻倍都是可行的。

另外，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该是没有悬念的。去年四季度开始的降息还将持续，从今年一季度开始还应全年加码降息降准目标。

第一财经：还能做些什么来降低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

李迅雷：在新冠疫情防控的背景下，还应该鼓励社会各界积极捐款。如果能新增财政、货币投入和社会捐款这三项共5000亿左右形成的投资或其他各项支出，则基本可以抵消此次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

同时，对高收入阶层尚未有有效的增税工具， 如房产税、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估计中短期内都难以开征。过去扶贫主要靠国企和少部分大型民企，

高收入人群通过捐赠方式，既能填补社会急需资金，又能侧面调整社会结构、缩小收入差距，为社会和谐提供重要保障。

我们需要在捐赠制度上进行改革，通过规范和做大募捐事业，来倒逼社会透明度和诚信度的提高，推动政府部门改善营商环境、增强服务意识，提质增效。

此时此刻，就是一个难得的契机。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