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睿哲固收研究
原标题:冷门的洼地:省管县域城投怎么看?(上篇)——城投债主题投资策略之一
摘要
省管县:特殊背景下的特殊产物。出于破除乡发展失衡,不协调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国开始推行市管县体制,但这一体制弊端依旧明显,尤其是在分税制改革以后,县域经济发展受阻。随后,出于缓释非对等发展的压力,从国务院到财政部,近年先后出台相关政策,积极拨正现有市管县的弊端,同时推进省管县改革,降低行政成本等。
理解省管县需要厘清几个概念。省管县的建制体系中,地级市对县(级)市存在管理权限上的影响差异,不同模式下,省管县的实现形式有一定的差异,可以分为以下四类:财政省直管县、行政省直管县、强县扩权、扩权强县。实际上,前两类是省管县的广义概念,后两者是省管县的具体实现形式。对比来看,行政省直管县是最为直接的一种模式,其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同时包括财政省管县的内容。而强县扩权与扩权强县则是采用“以点带面”或者“全面开花”的角度,从不同路径上实现省管县。本文所研究的省管县以财政角度出发,包括行政省直管县和财政省管县两类。
省管县并非“万金油”,利弊均存。一方面,省管县有其独特的优势。一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二是坚实县域财政实力。尤其对于后者而言,省管县体制下,尽管中央和省级收入分享范围和比例不变,但是区市不再参与留存对应直管县(级)市的税收收入和各项非税收入,同时包括设区市在直管县(级)市境内保留企业的收入。另一方面,看到省管县带来的优势,也不能忽视其存在的弊端。这一制度不仅对省级管理能力有要求,并且某些特定情况中(比如强县扩权)上级市政府易通过事权影响财权,与县争收,无法形成共赢的格局。总体上,省管县是从分配角度提升县(级)市财权话语权和支配权,有利于降低直管县(级)市对上级市的依赖,提高自主财权,收入运用上会将更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财政资金亦更充沛。
省管县都在哪儿?截至2018年,河北(112个)、四川(78个)、山西(59个)、山东(41个)、浙江(36个)、陕西(27个)六个省份在样本远超其他区域。另一方面,就省管县数量前10的省份来看,财政收入绝对体量(2018年)均不低,诸如广东、浙江及山东;前五大省管县省份,除山西以外,财政收入均位列我国前十,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省级管控能力或是省管县制度得以建立和推广的先决条件。
省管县(级)市发债城投平台有多少?拥有发债城投平台的县(级)市共计49个,平台数量58个。其中,1)浙江省拥有的平台数量远高于其他地区,2)位于对应县(级)市城投平台,以债务存量做统计来看(截至2019年底),61%主体外部评级为AA等级,3)就存量城投债靠前的20个县(级)市来看,浙江地区长兴县、安吉县及宁海县存量债务整体偏多
总体上,省直管县作为特殊的管理模式,两点优势显而易见,1)财政补贴的下放流程由“省市县”简化为“省县”,避免了市作为中间环节克扣的情况 2)财政收入留存比例增加,不再需要交付给市。本质上,这一建制模式下,县(级)市自主财权更高。那么,省管县内的城投信用资质如何?对应城投债是否安全?我们将在下篇中进一步展开分析。
风险提示:省管县统计出现遗漏,县域经济出现大幅滑坡
正文
【省管县制度怎么来的?】
1、省管县:特殊背景下的特殊产物
建国之初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实行的都是“中央-省-县”三级行政机构。过于简单的建制管理体系,造成城乡发展失衡,不协调的问题越发突出。出于借助城市带动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的考虑,八十年代后期我国开始推行市管县体制,即“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市管县体制的兴起在解决一方面问题同时,又引发的新的局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新设层级无疑提高了行政成本,不利于提高区域“沟通”效率,2)市县利益竞争格局的形成,可能造成县域经济发展的障碍,3)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固化。
而后分税制改革的落地,各层级之间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现象更为严重,这也使得上述市管县问题进一步突出,原本促进协调发展的考虑,反而成为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阻力。出于缓释非对等发展的压力,从国务院到财政部,近年先后出台相关政策,积极拨正现有市管县的弊端,同时推进省管县改革,降低行政成本等。
2、省管县需要厘清几个概念
省管县的建制体系中,地级市对县(级)市存在管理权限上的影响差异,不同模式下,省管县的实现形式有一定的差异,可以分为以下四类:财政省直管县、行政省直管县、强县扩权、扩权强县。实际上,前两类是省管县的广义概念,后两者是省管县的具体实现形式。
1)财政省直管县。顾名思义,实则省级对县(级)市财政具有统管权,但人事管理权、行政管理权、行政审批权等仍然集中归地级市政府管理。率先施行这一模式的地区是浙江省,而后才再其他省份推行。
2)行政省直管县,即省政府对县(级)市政府进行全面直接管理的体制,涉及经济、财政和人事等各个方面。
3)强县扩权。维持现有政府层级管理体制,将地级市的部分或全部权限(包括财政税收,社会管理等方面)下放到经济较为发达的县(级)市政府。诸如浙江,湖北、河南、安徽、广东、辽宁、四川等多个省份进行了这方面的改革与探索,并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扩权模式。在扩权过程中,各省一般先是对强县进行扩权,在取得一定成效和经验后向弱县拓展,继而走向“扩权强县”。
4)扩权强县。与强县扩权不同,扩权强县并非挑选经济强县,而是将各类权限直接下放到所有县(级)市政府。
总的来讲,行政省直管县是最为直接的一种模式,其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同时包括财政省管县的内容。而强县扩权与扩权强县则是采用“以点带面”或者“全面开花”的角度,从不同路径上实现省管县。本文所研究的省管县以财政角度出发,包括行政省直管县和财政省管县两类。
3、省管县并非“万金油”,利弊均存
省管县作为弥补发展不均衡的手段,自然有其独特的优势。一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二是坚实县域财政实力。尤其对于后者而言,省管县体制下,尽管中央和省级收入分享范围和比例不变,但是区市不再参与留存对应直管县(级)市的税收收入和各项非税收入,同时包括设区市在直管县(级)市境内保留企业的收入(不过,对于跨地区经营的企业而言,维持原有体制),这样有利于保障保县(级)市发展所需财政资金,最终达到扩权强县的目的。
不过,看到省管县带来的优势,也不能忽视其存在的弊端。一方面,省级管理能力存在边界,倘若下属省管县体数量过大,可能超过省级掌控上限(也可以理解为省级管理半径有效性的问题),反而导致省级财政能力减弱,影响县财政能力。另一方面,如果省管县配套措施缺位,实际运行过程中仍然无法避免县(级)市面临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问题。再者,某些特定情况中(比如强县扩权)上级市政府易通过事权影响财权,与县争收,无法形成共赢的格局。
省管县是从分配角度提升县(级)市财权话语权和支配权,有利于降低直管县(级)市对上级市的依赖,提高自主财权,收入运用上会将更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财政资金亦更充沛。那么,对应区域的城投有哪些?这些城投的信用资质如何?以下进一步探讨。
【省管县两个技术问题的探讨:“在哪儿”+“涵盖城投数量有多少”】
1、省管县的全景图
省管县制度的构建,不但对省级管控能力有要求,而且县域经济发展不能过于落后,这两点也成为该制度全国推广的关键。从目前来看,全国范围内实施省管县制度的区域集中在:河北,四川,山西,山东,浙江,陕西,广东,海南,内蒙古,湖南,吉林,新疆,江西,湖北,江苏等区域,总计省直管县(级)市459个。截至2018年,河北(112个)、四川(78个)、山西(59个)、山东(41个)、浙江(36个)、陕西(27个)六个省份在样本远超其他区域。
另一方面,就省管县数量前10的省份来看,财政收入绝对体量(2018年)均不低,诸如广东、浙江及山东;前五大省管县省份,除山西以外,财政收入均位列我国前十,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省级管控能力或是省管县制度得以建立和推广的先决条件。
省管县(级)市发债城投平台有多少?
省直管县数量众多,但并非每个县(级)市都有发债城投平台。因此,以上述省管县样本为基础,筛选拥有城投平台的县(级)市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三个特点:
第一,浙江省拥有的平台数量远高于其他地区,并且全数以县为单位存在。仅次于浙江的四川地区,除宜宾市南溪区(此前为南溪县,2011年撤县设区)为市辖区以外,同样是以县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新疆与湖北省管县模式中,县级市是主要的存在模式。
第二,位于对应县(级)市城投平台,以债务存量做统计来看(截至2019年底),61%主体外部评级为AA等级,AA+占比23%;以对应省份观察存量券,浙江地区存量券高达473亿,而AA+平台存量券占比高达76%。浙江地区本身金融资源发达,平台采用直接融资更为便利,加之省管县的推行广度较大,才得以形成这样的格局。
第三,就存量城投债靠前的20个县(级)市来看,浙江地区长兴县、安吉县及宁海县存量债务整体偏多;其次,新疆地区可克达拉市存量达到52亿,规模尚可。
总体上,省直管县作为特殊的管理模式,存在于我国400多个县(区)市当中。其中,拥有发债城投平台的县(区)市共计49个,平台数量58个。而浙江省直管县平台融资首当其冲,以长兴县、安吉县和宁海县为代表。那么,省管县内的城投信用资质如何?对应城投债是否安全?我们将在下篇中进一步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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