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美国企业、学术组织与华为的切割？-顺水鱼财经网

特朗普政府颁布禁令，对华为的美国交易链进行规管以后，美国企业和个别学术组织迅速做出反应，或者停止向华为供货，或者不再安排华为员工担任审稿人或编辑。

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来源：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

根据彭博社等媒体报道，到目前为止，至少谷歌、英特尔、高通、赛灵思和博通，已经通知员工暂停向华为供货；路透社则率先透露，联邦快递未经华为授权，将其四个包裹转运至非约定的目的地。

5月30日，一则更劲爆的消息传遍网络：总部位于美国的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向旗下刊物发出通知，建议不要再安排具有华为背景的专家担任审稿人或编辑。

一时之间，华为乌云压城，似乎陷入十面埋伏的困境。

对于美国企业、学术组织与华为的切割，常见看法有两种，一种认为美国终于显出了“原形”，政府与企业、学术界联合“围剿”华为；另一种则讽刺美国企业、学术组织虚伪，嘲笑其紧追特朗普政府的脚步，根本没有所谓的独立性可言。

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关系到国人对美国社会的认知和定性，有必要做一个深入分析。

从中国和华为角度来说，特朗普政府颁布禁令、谷歌等企业暂停供货、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不再安排华为员工担任审稿人或编辑，应该是美国政府和民间联手行动，向华为进行极限施压。

但是，从美国社会角度来看，是否与华为继续合作，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情感问题，而更多是一个复杂的法律、法令问题。

美国商务部的禁令，是以将华为加入“实体名单”(Entity list，EL）方式进行的。这是美国商务部禁止产品和技术出口的一种手段，具体由其下属的产业与安全局（BIS）负责实施。除了实体名单，BIS还负责制定“拒绝人员清单”（DPL）和“未经验证清单”（UVL）。

“实体清单”概念起源于1990年，出现于1997年。在BIS制定的三种清单中，“实体清单”的限制最为严格。由商务部、国防部、国务部和能源部官员组成的“最终用户审查委员会”（End-User ReviewCommittee，ERC），负责实体清单的增减。

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资料来源：美国e-CFR网站

最终用户审查委员会决定增减的标准，是美国《出口管理条例》第744.11（b）条。该条款规定，如果一个人或组织被怀疑涉及、曾涉及或将有重大风险涉及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利益的活动，就可以考虑将其列入实体清单。

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清单，公布的理由是其没有在得到财政部海外资产办公室（OFAC）许可的情况下，直接或间接向伊朗、伊朗政府出口、再出口、销售和供应美国货物、技术和服务；通过欺骗和不诚实行为，妨碍、损害、阻挠以及回击OFAC的合法政府行为。

根据中国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材料，截至2019年5月17日，中国大陆被纳入美国实体清单的公司有143家，中国香港91家，中国台湾1家，其他国家的华为子公司26家，共计261家，占美国实体清单总数的21.9%，仅次于俄罗斯，为实体清单涉及企业数第二大国家。

实体清单相当于一份公开的黑名单。一旦个人或组织被列入实体清单，美国个人或企业要想与之进行交易，必须向商务部申请许可，但是获得许可的成功率非常低。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打击的是实体清单上的企业，限制的却是与之交易的企业。

可以想见，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后，感到紧张的不仅是华为，还有与华为有业务往来的美国企业。如果他们对实体名单置之不理，可能会面临严重的法律和经济风险。

在网上看到有人提出质疑，说美国企业不是有很大自主权吗，怎么现在看起来一点骨气没有，完全“唯特首是瞻”？事实上，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所谓美国企业有自主权，不过是指他们拥有高度自主的合法经营权，权益受法律保护，不会轻易遭到公权力侵犯，而不是指他们敢于对抗政府，拒不执行政府命令或拒绝遵守法律。

在美国，法律是评判所有争议和冲突的最终依据，个人和企业一般都会选择遵守。即使个人、企业认为法律不合理，也不会作正面对抗，而是想办法改变法律：或者推动国会修改法律，或者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其对国会立法进行违宪审查。如果是行政命令，就直接游说取消或者修改。当然，成功挑战国会或白宫并不容易。

在目前情况下，无论美国企业如何看待政府禁令，唯一能做的就是迅速评估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确定自己是否在禁令范围之内。谷歌、英特尔等企业与华为的业务往来非常明确，不必做太多评估，所以迅速做出了暂停向华为供货的决定。

谷歌公司总部，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实体名单后，不仅美国本土企业需要立刻自查，美国海外企业以及外国企业，都需要进行相关法律评估。为什么？因为根据《出口管理条例》，美国政府不仅对出口产品奉行属地管理，也实行属物管理，即不管哪里生产的产品，只要包含美国零部件和软件，就受《出口管理条例》覆盖。不同产品有不同的“美国最低含量标准”，有的是10%，有的是25%，有的则只要含有美国产品成分，就受美国监控范围之内。

应该说，这是赤裸裸的单边规定，霸道至极。但是，由于全球各国企业都高度依赖美国产品、技术和金融体系，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把美国商务部惹怒，被列入实体清单，就不是受监管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再获得美国产品和技术的问题了。

当然，在法律和经济利益之外，美国企业肯定也有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考量。他们对中国市场体制的不满，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反感，对中国科技研发实力的担忧，对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警戒，恐怕都在华为事件中或多或少地发挥着影响。

相对来说，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与华为的切割，意识形态的色彩似乎更多一些。美国商务部禁令和特朗普禁令，主要针对华为产品及其所需要的零部件、软件，不包括中美学术交流。换言之，美国学术期刊选择审稿人或编辑，应该不在这两项禁令覆盖范围之内。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主动与华为切割，只能源于两种情况，一种是他们接到了政府的其他内部指示；另一种是他们主动响应特朗普政府行动，支持对华为的限制。

一般来说，联邦资助的研究中心和科研项目，肯定都会受到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比如，为各大学医疗、生物领域提供经费支持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S），去年秋天就推动安德森癌症中心解雇了三位华裔教授。前几天刚刚不久被埃默里大学解雇的李晓江夫妇，背后也闪烁着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影子。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图片来源：维基

未来，估计还有更多受美国联邦资助的研究中心或项目，解雇他们认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科学家。这种现象已与学术独立没有关系，完全是谁出钱谁说了算的半官方行为。

不过，美国主流学术和知识精英多属民主党人，对法律、公平、正义抱有强烈的信仰，对特朗普政府的内政外交也多有批评。如果没有法律或法令规定，他们一般不会主动迎合政府。那些不受联邦资助的名牌私校，尤其如此。耶鲁大学校长一周前就发表声明，强调耶鲁仍将秉承开放精神，欢迎、尊重国际学生和国际学者。

最后想提醒的是，美国商务部实体名单上并非仅有中国企业，还有6所中国大学，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和湖南大学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从2012年就先后“光荣上榜”，成为美国政府限制的对象。如果美国学术界、学术组织拒绝与以上6所中国高校合作，应该也属于对联邦法令的遵守。

无论法律合理与否，竭力坚持在司法框架内采取行动，是美国社会最基本的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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