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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预报，究竟是科学还是神话？雅安强震再度把这个持续多年的“口水话题”提出来。四川省地震局前预报组长李有才最近将几十万字的材料公诸于众，这些文字记录了汶川地震前后他亲身经历的历史，以及与各方往来的文件和书信。当年成都建紫坪铺水库，他极力反对，认为选在地震带上，一盆十几亿立方的水库悬在成都头顶，一旦强震发生将演绎人间惨剧。2007年底，他预测汶川一带将大震，多方上书无果，无奈直接游说紫坪铺水库请求放水。水库被说服，将库容从十二亿立方减至三亿。次年大地震，成都免遭灭顶之灾。
万物皆有因果，大震前总会有异常。一场大震发生前，会有许多先兆。做了几十年地震测报的李有才认为，“说地震不可预报，是对党和人民不负责”。李先生近年来多次致电相关部门，陈述近年中国地震活跃的“主要危险还是在四川”，但未得重视，甚至还为此受到国家地震局专家组的“警告”。看了李有才提供的大量材料后，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感慨万千说，“真相虽不在当下，但毕竟我们等到了”。
从汶川到当下，五年间，川陕地区发生数次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教训惨痛。但是，每次地震灾难发生后，相关部门总是想法让公众卷入“地震能否准确预报”这样一个没完没了的口水话题，甚至称“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从而得以轻巧地逃脱免责。作为国家投入巨资的专业机构，有条件掌握地震第一手资源，只要尊重科学，敬畏常识，有责任心，是完全可以有所作为来挽救许多无辜生命的。但是，国家地震局从未准确预报过，这次更是充当一个“黑寡妇”的角色――滚动播报震后死亡人数的角色，如此空耗民脂国力的部门，让人痛心。此次大地震前，也有民间人士发布震情预警信息，但地震局傲慢地称此举是非法。时隔几天，雅安强震以两百条生命的代价再次掌掴庸碌每年耗费民脂数十亿却无所作为的“合法机构”。
从李有才想到了著名水利专家、民主人士黄炎培之子黄万里，这位30年代的留美博士，50年代因反对“圣人出而黄河清’ 的三门峡大坝工程，与中苏专家组进行7天辩论，他公开表示：“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被你们‘清’了，不是功，而是罪，但那个时代，他的特立物行丝毫不见容于世，无果而终。事后，黄万里未能释怀，写小说讽喻三门峡，遂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 上世纪80年代“摘帽”后，他又卷入三峡工程之争，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其建言上书6次，屡挫屡上，“我要求中央领导给我30分钟的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没人给他机会。实际上，从三门峡大坝工程到三峡工程，“真相虽不在当下，但毕竟我们等到了”。工程的负面效应已被官方承受，官方表态说，“三峡工程在发挥巨大综合效益的同时，在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一切晚矣，世间已再无黄万里。
从黄万里到李有才，暴露出官本位科技体制下难以包容异见的积弊，其危害甚烈。趋炎附势的学阀可以操纵真理，学界难有真知。日本自2000年以来,已有11位科学家获诺贝尔奖,而我们自然科学领域耗费巨资，数十年来难以有一人入围诺奖,清华、北大、中科院这些声名显赫的科研机构,培养不出一名诺获得者。去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山中申弥最近说,日本只是这些年才获奖（诺奖），如果在2000多前就评诺贝尔奖,中国估计年年有。因为古代的大部分发明,都与中国有关。当日本还是掘穴而居时，中国人就开始运用天文历法的知识测报地震，中国古代是首屈一指的文明大国和技术大国。而直到今天，有些部门还坚持狡辩称地震无法事先测报。
恩格斯说过，人类的每一次灾难无一不以巨大的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但是,“补偿”是有条件的,它取决于这个民族血液里流淌的记忆，取决于她逆境中前行的勇气和力量，取决于灾后对教训的深刻记取和反思，对制度缺损的完善和修复。如果不长记性，则永无补偿可言。现在，面对类似地震测报这种人命关天的重大事件，最大的风险在于信息不对称和不透明，如果滥以行政权威代替专业判断，只求统一思想，对不同意见大加挞伐甚至以人生安全相威胁，决策一旦失措失当，往往来不及纠正，转瞬间就是成百上千条生命的代价。因此，从近年来的多次重大公共事件危机警示我们，必须拓展学术科研的自由空间，以更博大的胸怀，打破垄断，更多吸取民间意见，包容异见。只有更多包容象黄万里、李有才式的人，我们才可以避免不该有的悲剧和灾难。
从汶川到雅安，五年间，在付出巨大代价和牺牲后，必须本着以对人民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深入反思防震减灾体制的重大缺陷，下力气纠正某些部门因垄断助长的惰政和不作为，反思现行科研体制下的逆淘汰机制。这，该是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