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捍卫市场是经济学家的天职-评论频道-顺水鱼财经网

　　现在的问题是：是否这些年中国年高速增长的“真正原因”或“主要原因”就是这种“发展主义”政府的地方竞争？如果真是如此，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不言自明的了。

　　对于这个问题，这里先不做直接的回答，我们不妨迂回地先问这样一些问题：难道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官员就不要发展经济么？在过去的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难道就没有地方政府之间在发展经济和竞相争抢有限资源方面的激烈竞争？如果这样问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政府官员的提拔和升迁主要也是看其在所在地方和所主管部门“发展经济”方面的政绩，各级和各地政府也存在“发展经济”和“大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激烈竞争，而且这种竞争机制在过去是如此激烈和畸形，以致在中国20世纪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跃进”时期的大炼钢铁、超英赶美、亩产十几万斤地“放卫星”，都是这种激烈的地方政府竞争所“逼出来的”结果。由此看来，难道那时候的各级和各地政府就不是发展主义的政府？但结果呢？为什么那个时候的“地方政府竞争”和“发展主义政府”没有竞争出我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经济奇迹呢？话说回来，难道毛泽东、斯大林和金日成等哪个革命领导人当时都不想自己国家的经济有个百分之十几的年增长速率？那为什么在20世纪数十年的计划经济实验中一个都没成功？计划经济的长期经济绩效被历史事实证明是如此差？再往长一点看，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包括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哪个王朝的皇帝和将相都不希望自己的王朝和帝国有快速经济增长？但为什么只有在19世纪后的西方各国和少数其他几个发展国家，以及在20世纪的80年代之后的中国，才有快速的经济起飞？

　　现在看来，答案非常简单：那就是在人类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尤其是在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时期，“市场的逻辑”没有展开，市场经济就像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那样被捆绑着，因而，尽管各国领导人和革命领袖均有着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各级和各地“发展主义政府”之间也有着激烈的“地方竞争”，但推动市场经济自发快速成长的发动机还是启动不了，结果不但没有竞争出“赶英超美”的国民经济的真正“大跃进”，反而导致国民经济长期停滞，甚至到了崩溃的边沿。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也会发现，西方国家之所以到19世纪才发生现代工业革命和经济起飞，中国到20世纪80年代后才出现近30年的“经济奇迹”，均是因为在一个经济社会改革过程中引入了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并逐渐确立了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制度”这种“非刻意达致的结果”（un-intendedresult），而实非独有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才导致了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经济奇迹。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完全否认在引入市场机制后地方政府竞争的一些正面作用和效果。如果说现在的政府的运作方式与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地方政府竞争”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各级和各地政府官员还不怎么懂得去“运用市场”，还不可能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进行竞争。然而，经历了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当今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各级和各地政府不仅用市场的手段发展市场经济，进行招商引资，也运用市场的手段运作内部职位提升和调迁，用市场的手段从上级政府那里谋求资源的分配，甚至运用市场的手段进行行政和社会控制（如“维稳”和阻止民众上访）。现在，自上到下，自东到西，从南到北，各级和各地乃至整个政府科层的各级官员的行为几乎全部市场化了。这种政府官员行为的市场化，一方面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过度市场化”，在另一方面又在实质上是一种“扭曲的市场化”，一种实际上“反市场化”的“市场化操作”。这种政府行为的市场化，既在一个计划经济后期的低度发展水平上确实给“市场经济”这个被过去“束缚着的普罗米修斯”松了绑，也同时也给它套上了一个目前似乎无法解脱的“紧箍咒”。政府统御市场、各级各地政府几乎无任何权力约束的参与市场，已经导致政府成了当今市场运行中的一个最大“player”。这种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即为各级的经济增长尤其是“政绩工程”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也为各级政府官员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掌控的资源进行层层寻租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可能。由此而论，各级政府官员的层层寻租，既为过去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机会和动力，也是当今中国社会种种社会问题不断发生且不断积累的最终制度根源。政府掌控的财力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不断攀高，政府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份额不断增大，居民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份额不断萎缩，政府官员大面积地腐败而屡治不果，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和社会财富占有上的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的紧张程度不断增加，一些大型群体事件和恶性事件不断发生，这些问题难道不是这种政府统御市场和各级政府官员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掌控的资源进行层层寻租的结果？

　　根据上述观察和判断，我们认为，这种政府靠统御市场而进行层层寻租的体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是有效率的，因而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可以被认作为是吃我们政府引入市场经济之“红利”的一个结果。但是，等这种“引入市场机制所引发的经济增长的红利”给吃尽了，我们现行的体制还能支撑未来中国30年乃至更长久的经济增长？这一点今天看来越来越值得怀疑。2010年7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科斯研究所召开的一次关于“生产的结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一次口头发言中，笔者曾表达了这样一种担忧：“导致中国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一些贡献因素，可能正在逐渐变成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障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出来的。这一点估计维迎也会同意，因为他在讲中国经济的乐观预期时，一再讲我们要深化市场化改革，要努力建立确保市场经济运行的法治和民主制度，恰恰也讲出了这种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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