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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龙
工妃、农妃、中妃、建妃、交妃、(银)联贵人等众嫔妃前往坤宁宫哭诉：“央后，那小贱人只是个宫女，任凭点姿色竟恃宠而骄，奴婢们忍忍就算了，他日若骑在央后头上如何使得？”央后怒而传旨，将支付宝、财富通等诸宫女赐死。罪名是以色诱君、以下犯上，扰乱后宫，危乎龙体。后宫众佳丽皆大欢喜，共道央后万岁万岁万万岁！
个人支付账户转账单笔不超过1000元，年累计不能超过1万元；个人单笔消费不得超过5000元，月累计不能超过1万元……在喝停虚拟和二维码支付的同时，又下发《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手机支付业务发展指导意见》，对支第三方支付机构祭出杀手锏。因事发突然，市场各方都措手不及。这对新型支付机构而言，无意是断其生路的一剑封喉之策。
秉持市场化方向的央行此番出手，收紧缰绳，是在其当家人明确对余额宝[]等创新型产品“肯定不会取缔，过去没有严格的监管政策，未来有些政策会更完善一些”的表态十天之后。以余额宝为代表的新兴互联网金融爆发性增长，对传统银行虎口夺食和颠覆性改变让银行业和监管层备感惶恐。在央行“新政”出台后，微信圈里流传着一个生动的段子――
互联网金融悖兴让各方惊悸：余额宝短短半年多时间，资金规模向万亿进发，客户短期目标近一亿人；理财通2014年1月上线，规模千亿，“宝宝类”产品急速分流银行资金，动了银行低息资金的奶酪，有测算说，宝宝们把至少250亿的银行息差返还给了投资者；而横空出世的支付机构O2O显然又触动了银联的奶酪。以二维码支付为代表的新型支付方式，可以绕过一统天下的银联”主渠道”，天变了！
老大终于坐不住了，3月13日，中国银联总裁在出席一个会议时明确表态：“第三方支付机构千方百计地绕过银联进行转接清算，银联的交易量分流得非常明显。中国支付市场可能是全球最浮躁、最喧闹的场所。”市场被搅局了，立刻就成了“全球最浮躁、最喧闹市场”。就象交管抓拼车，一个“黑车”帽子就把你一棍子撂倒。
大佬们不淡定，后果很严重。如果说一个无知的财经评论员“不是危言耸听”的胡伦瞎侃只是搏得轻蔑一笑，那”央后”这一斧子砍下来，后果尚难评估，但这与央行一直倡导的市场化取向显然相悖。
长期以来，银行业对社会资金的垄断和银联对支付业的垄断一样，面对新兴的互联网金融，垄断势力本能地要联手打压，“不是危言耸听”地告诉人们“一个重要的经济事实”，宝宝们罪该万死，“它哪里只是冲击银行？它冲击的是中国全社会的融资成本，冲击的是整个中国的经济安全。”
“它成了趴在银行身上的‘吸血鬼’，典型的‘金融寄生虫’”，呼吁管理层手起刀落，立即取缔云云。用“抓戴打”的手段来“黑”竞争对手，这得对"宝宝"们要有多大的血海深仇啊！
银行是中国式寡头垄断的缩影，逾万亿利润是它们对社会的“贡献”吗？当然不是。企业作为经营主体，所有的利润皆构成他人的成本。只有在一个充分开放、竞争和创新驱动的市场，企业的利润、创造的税收才是利国利民的利润，否则就是经济运行的高成本和高磨损，是拖累遏制经济的阻碍性因素。
银行、烟草、石油化工、金融、电信哪一个都不符合竞争性主体的特质，其利润严格来说不是经营性盈余，而是行政性牌照和价格管制赋予的红利。从本质来说，是“行政垄断市场权力的租金”或者说是“行政垄断的利润”，不是“企业家创造”。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经营者只要赋予了垄断地位，就可以通过实施严格的市场禁入，远离价格竞争压力，无需和消费者议价，也无需管控成本。我们看到的是，中移动的审计报告捅出触目惊心的内部腐败，金融业审计报告揭示违规贷款动辄以百亿千亿计，垄断性央企年度招待费以数十亿上百亿计----不知道他整天吃的什么。
当社会平均月工资只有3000元时，垄断性行业员工每月公积金可以高达万元……这些行业“创造”的利润、上缴的税利，连同挥霍的财富，每分钱是消费者在买单。其动辄逾千亿甚至上万亿的利润，每一分钱都是民众的血汗钱。它们是经济的正能量还是负能量，是拉动了内需增长还是消耗了内需增长，是经济复苏之喜还是之忧，是不言而喻的。
金融改革的深化要求市场有更大的透明度。同任何竞争型的市场规则一样，金融市场制度的核心是自由价格制度和消费者主权制度，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最终体现在头平等议价和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建立让自由竞争形成的能够反映资源供求(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所以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建立多主体的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
这一过程中，必然会受到旧体制下寻租者和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挠和狙击。以银行业为例，资金按市场供求决定价格的利率市场化改革长时间“只闻楼梯响”，最新的说法是“一两年可见分晓”。
金融管制盛行，连传统的一张典当行牌照都要国家部委批。全社会的投资饥渴和金融抑制氛围下，有钱只能低息存银行，或者往房地产上堆，社会缺失有效的资产价格工具，存款负利率实现了巨大的利益输送――没有哪个国家会以高度管制型的严重金融抑制、以国民福祉的巨大牺牲来维持银行业的超额寡头利润，但无休止的输血并没有造就一个强大的有竞争力的银行体系，面对新技术革命，银行业如果不能做到“明者因时而变，智者顺时而制”，最终会成为21世纪的恐龙。
行政手段失范是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重要原因。30年的改革开放，各级政府和国有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日益强化，经济体制机制方面不完善，核心问题还是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过多、不合理干预太多。产能过剩、城市病严重、地方债风险、生态环境破坏等，很大程度上都与政府审批和国有经济主导多有关。无论是项目设立的打招呼，还是项目审查的一路绿灯，对于市场的管制，要素市场的配置，“看得见的手”收放自如。
市场体制是变革和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市场机制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重要源泉。纵观世界发展历史，目前世界上经济社会发达的国家，都是市场体制完善发达的国家。市场体制的捍卫者说：“市场经济在短短的几代人时间内让人类生活状态所发生的变化，超过以前上万年变化的总和。”
特别是在经济困难时期，一个鼓励宽容创业的国度，会削弱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对长期习惯了管制和审批的管理者而言，要更加开明、包容。完善要素资源的市场化机制，营造和风细雨鼓励创新的环境，而不是暴风骤雨，用擅长贴标签的手段，或抢占道德高地的“上甘岭”，甚至滥用“手段”来打击创新。
在新旧体制转型时期，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更难。只要行政许可和审批权仍支配着资源的配置，闲不住的手仍然可能会变成“咸猪手”，随便找个名目，以“公共利益”和“金融安全”的名义就能随意拨弄市场，这种不确定性预期是最大的风险源。如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总是靠“挤牙膏”、打补丁“式地小修小补，那春寒料峭中更多创新和改革大潮中孕育的“宝宝”们或胎死腹中，或出生后不久即告夭折，“小米长成大米”，“法无禁止即可为”仍会遭遇“玻璃门”和“弹簧门”。
从时代变革的浩荡的大潮来说，脱胎于计划经济的市场经济的管理者必须承认，面对技术进步的大潮，传统管制手段能够有效管理和控制的范围是有限的，管理者对新技术和新知识在胜任能力上的局限性，使政策偏向于需要最少化管理机制，特别是对于打破垄断和激发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而言。政府不是万能的魔术师，也不存在一套方案或者管制措施能够一劳永逸。长期以来，我们偏好“强政府”的管制型模式，但真正的强政府应该强在服务实体经济和支持创新能力建设上，而不是反向阻挠和扼杀创新的强手腕。（：陈志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