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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信义的坍塌：从世界警察到全球麻烦制造者
人始终是社会的动物，不受他人和同类的威胁也是每个人、每个人群和每个组织的生存要件，这也是社会政治的基本目标。国与国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基本类同。国际政治秩序也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和成员的人类关系结构的秩序，这种秩序的稳定基础在于不同国家的人民在精神和感知上的相互接受和共同维系这种国家主体间的关系。信义对个人而言不可或缺，对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而言同样如此。
1、帝国崩溃的历史活剧何以重演？
十九世纪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在拿破仑最为鼎盛的时期却清醒地预见到拿破仑秩序的不可能成功及最终失败。他说道：奥斯特里茨战役，让世人知道与拿破仑为敌是危险的；耶拿战役，让世人知道对拿破仑中立意味着灾难；的毁灭，则让世人知道与拿破仑友好是致命的。他的每一场胜利都在制造着更多的恐惧和敌人，因为事实将迫使列强明白，除非彻底消灭拿破仑，否则任何人都将无法幸存。梅特涅比拿破仑更清醒地认识到，地缘秩序的稳定，不仅仅在于实力，更在于赖以信任的原则。
历史似乎在重演拿破仑和法兰西帝国的旧剧，这一幕如今正发生于美利坚敌国身上。入侵伊拉克杀死萨达姆，让非西方的国家意识到与美国为敌是危险的；消灭搞乱利，让非西方的国家意识到对美国的善意中立无异于灾难；推翻美国30年来最亲密盟友穆巴拉克，则让非西方的国家意识到依靠美国甚至结盟都是致命的。
美国与盟友分崩离析的例子也多不胜数。近年与美国渐行渐远又或不在一个节奏上的国家越来越多，经济上铁杆盟友，等加入亚投行，大大削弱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体系的重要性，影响深远；欧盟也与美国公开矛盾，互罚对方企业，双方二战后建立的互信因欧洲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互相推诿而大幅减少；更具地缘政治影响的是美国几乎丧失了中东长期盟友等海湾国家的信任，更几乎与美国翻脸；政治上军事上的亚太盟友，日益倾向中立，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虽然负面影响尚在发展和发酵之中，但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几乎是昔日拿破仑帝国的翻版。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现代主权国家的基本原则和国家关系准则。特别是在国家关系上创立和确认了确立了国际法中缔约国对条约必须遵守、违约国应被视为对和平的破坏者、其他缔约国对违约国可以进行集体制裁的原则。这也是当时的欧洲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立信的起源。也正是为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原则和稳定，从大革命开始到拿破仑帝国瓦解，欧洲国家组建反法同盟并先后七次发动反法战争，以制裁法国的背信弃义。
2、美国沦为二战后国际政治秩序的破坏者和背信弃义者
虽然二战后的美国因为具有压倒优势的政治经济实力，获得世界霸主地位和拥有霸权的利益，但是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却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共同确立的，成为二战后世界和平的基石。联合国宪章宗旨和相应的的一系列新的国际法文件，也是国际政治的基本信义准则，得到联合国家成员国的认可与承诺。这个国际架构主要包括联合国体制、布雷顿森林体制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后来为世界贸易组织）体制，同样也是美国霸权赖以运行的政治基础之一。
因为美国霸权政治思维的形成和永霸世界的野心的凸显，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原则被美国作为约束世界其他国家的工具，这也是美国自行充任“世界警察”角色的开始。不过美国在是否遵守这些国际准则的问题上，则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优先为指针，如果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利益与遵守这些原则和准则不冲突，美国则遵守之；如果遵守这些原则和准则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或者战略利益发生冲突，美国就认为自己应该甩开这些条约束缚而自行其是，对白纸黑字的国际法的签署和承诺食言而肥，罔顾国际政治信义。这也是所谓“美国例外”原则的由来。众所周知，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主要有三个基石――联合国体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因为美国自持的“美国例外”原则的缘故，实际上这三个基石多次被美国的国家行为所撬动和冲击。
联合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美国还是联合国组织的发起国和主要创始成员国之一；但是回顾二战后的绝大多数地区战争，要么是美国挑起的，要么就和美国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美国违背了自己白纸黑字签署的的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朝鲜战争和战争，美国操纵联合国将五大国机制组成之一的中国排斥在联合国组织之外，实际上在削弱联合国体制维护世界和平的功能。世纪之交美国主导的北约对南联盟军事打击，刻意绕开了联合国体制。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但是美国单边主义行为和挑衅联合国权威的典型例子。美国在对联合国宪章进行践踏的同时，也在践踏自己的国际政治信义。
1944年，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城确立二战后的国际金融体制。但是这个以美元为中心货币霸权体制在短短的20多年中，不得不以美国宣布美元与换进脱钩而被美国强行终结。如果说美元与黄金脱钩是美国在国际金融秩序上既赖账又整人的第一次背信弃义和显示流氓无赖嘴脸的话，那么上世纪70年代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康诺利的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则把这种世界流氓的本性刻画得入木三分。约翰・康诺利的这句臭名昭著的所谓名言是与美元浮动汇率制为主要特征的牙买加体系的诞生如影随形的，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不负责任”，对世界其他国家罔顾信义和肆意伤害。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在1994年被改组为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同样是美国主导的，作为世界经济领域的国际法文件同样被美国签署和予以承诺；而对这个组织的原则的破坏也是肇始于美国。如果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对欧洲自由贸易协定的应对，美国尚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新世纪后TPP和TIPP的推进企图，不仅意味着美国对世贸组织原则的背离，而且也引发了其它区域性贸易组织的成立浪潮。这同样是美国自行践踏自己的承诺并食言而肥的又一个表证。
美国作为二战后世界政治秩序的摧毁者，首先在摧毁自己的国际政治信义，其次才是摧毁自己一手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美国之所以这么干，固然是因为要维护美国的霸权及其相应的利益，但是事与愿违，随着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和体制的消解，美国的世界霸权同样处于崩溃之中。
3、“巧实力”运用和全球麻烦制造者
“巧实力”是由美国学者苏珊尼・诺瑟2004年在《外交》杂志上提出的，强调综合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来实现美国外交目标。“巧实力”这一概念由国际关系理论新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奈系统地引入美国对外政策的；建议美国通过“巧实力”的正确运用，构建一个能够应对全球挑战的框架，以期“延长和保持美国的优势”，使美国成为一个“更加聪明的大国”。美国的巧实力，主要依靠媒体操控，收买带路党，然后煽动动荡；也就是以“硬实力”为后盾，通过欺骗诱骗，与软实力巧妙结合使用来得到自己想要得到东西。
因为巧实力的运用，美国的对外政策的实践也就出现新的变化。简言之就是美国再次祭出了左手制造问题、右手解决问题的的套路，这种套路类似于流氓恶霸团伙收保护费的模式――美国刻意制造麻烦和挑起纷争，之后逼迫相关国家与美国“合作”，并“邀请”美国来“协助”解决；美国裹挟着当事国的利益，与当事国谈斤两讲价钱；由此展现美国的实际领导力。2016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在海外版发表文章，指责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变身地区安全的“麻烦制造者”；就是拿中国领土和国家安全作为筹码，逼迫中国在其他方面上对美让步。还有诸如美国用债务问题、金融实力优势制造欧债危机针对欧盟、用支持“9.11”恐怖袭击问题针对沙特阿拉伯、用萨德系统入韩问题针对、中国和俄国、操纵颜色革命针对等等，都是美国的所谓巧实力运用的典型例子。
美国之所以沦为全球麻烦制造者，也是与美国在全球战略格局上的无奈处境息息相关的。的全球再平衡战略和巧实力运用，实际演化成了对中国、欧洲和国力再度有所恢复的的集体遏制战略。欧债危机、重返亚太和北约东扩的轮番上演也就必然促成欧亚大陆的三极力量的合纵倾向；在逐步多极化的世界中美国实际上在挑战几乎所有的大国势力。美国自然也就落了围绕欧亚大陆周边上演骚扰的闹剧的下乘，反而坐实了“全球麻烦制造者”的恶冠，美国从“世界警察”向“全球麻烦制造者”的华丽变身，折射的是美国霸权逐步衰落后的一种“美国不好过，大家谁也别想好过”的破落户心态。
4、信义丧失所导致的无形政治孤立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美国前总统林肯说过，“可以欺骗一个人于长久,欺骗众人于一时,但绝不可能欺骗众人于长久。”美国追求和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无可非议，但是罔顾国际信义而碾压其他国家的利益，必然导致世界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疏远、警惕乃至抵制。
2016年10月26日，联合国大会又一次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敦促美国解除对古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经济、贸易和金融封锁。美国在连续24年就此投反对票之后，在26日的表决中投下了弃权票；从而使这一决议草案以193票赞成、2票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当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在投票前的解释性发言中称美国将首次对这项决议投弃权票时，联大会议厅全场响起掌声。她还说，美国五十多年来奉行孤立古巴的政策，不但没能孤立古巴，反而在联合国孤立了美国自己！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在发言中称，希望美方尽早全面取消对古巴的封锁政策，按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同古巴发展正常的国家间关系。这符合美古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利于整个美洲地区的和平稳定，也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这是在敦促美国回归国际信义。
10月25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刊登《为何中东知道不能信任美国》一文，指出美国在中东作战时，有一个令人讨厌的习惯，即征召当地部队作为代理人，然后在遇到麻烦或地区政治因素干扰进来时抛弃他们。这种“勾引和抛弃”模式是美国在中东不受信任的原因之一。文章称，中东民众已汲取教训，对美国的承诺态度谨慎。伊拉克一名基督教领袖最近拒绝了在消灭“伊斯兰国”组织后美国再次提供帮助的建议；这位领袖说：“你们会离开，这就是你们的所作所为。”
在人类政治的大义上，人心向背是立国的基础。国家行为无论如何必须是堂堂正正的阳谋，谲而不正的阴谋和耍流氓无赖是毫无出路的。美国的政治文化和价值观不仅不能融合美国社会，而且越来越不能取信、联通和融合世界。作为一个仅有200多年历史的年轻国家，美国的政治智慧和历史经验积累是缺乏足够沉淀的，美国如今变身“全球麻烦制造者”，在政治上也成为自己的掘墓人。美利坚因为人心所向和占据人类和平大义，在二战过程中一跃成为时代的骄子；而因为信义坍塌和人心背离，也必然在后续的全球进程中迅速成为历史的弃儿。
信义坍塌的美国何去何从？
美国的信义坍塌和政治衰败同样是美国走向衰落的一个侧面或者组成部分，成为美国霸权衰落的助推器。我国战国时期的先贤荀子对国家政治信义的精辟见解，或许能够拿来对美国政治现状做一个印证。
荀子曰：挈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齐、薛公是也。故用强齐，非以修礼义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绵绵常以结引驰外为务。故强，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是无他故焉，唯其不由礼义而由权谋也。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善择者制人，不善择者人制之。
意思是：带领国家追逐功利，不申张正义，不遵守信用，唯利是图；对内不惜为 了一点小利去欺骗人民，对外为了追求大的利益不怕欺骗友邦。对内不好好治理自己已有的东西，却常常觊觎别人的成果。这样，臣下百姓就无不以奸诈之心对待上司。上欺下，下瞒上，于是上下关系分崩离析。这样，便使敌对国家轻视，友好国家不信任，权术泛滥而国家日益削弱，走向极端，终于灭亡，齐王、孟尝君便是如此。齐王要强大齐国，不去提倡礼义，不去修明政治，不去统一天下的思想，只是成年累月地骑马在外面征战。所以齐国强大的时候，向南能够打败楚国，向西能够逼迫秦国，向北可以战胜燕国，在中原能够征服宋国。然而燕国、赵国一旦群起而攻齐，便如摧枯拉朽。齐王身死国亡，成为天下共同声讨的对象，后世提起暴君总要举他为例。这不是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崇尚礼义而沉溺权术。以上三种，贤明的君王必须慎重地加以抉择，仁人志士必须认真地予以辨明。善于抉择的人可以控制别人，不善于抉择的人则被别人控制。
虽然美国朝野都在寻求改变，但是从官方到民间的思路仍然局限于策略调整的层面。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载了迪米特里•西梅斯等的撰文，文章指出，无论是谁赢得11月的大选，他/她将面对的都是这个不确定的世界。只有制定一套规划严谨、目标精准的战略，美国才能保住全球领导地位并扩展自身的国家安全利益。这些人盯上的东西，除了利益还是利益，却忽略了国家内外政策策略运用的前提，就是这些策略只能在一个信义建构稳固和基于互信的合作环境中运用，才能够有所成效。否则，再精心运筹设计的策略，也是对牛弹琴。
商鞅徙木立信是战国时期发生在秦国的一个事件。当时商鞅欲发布新法令，恐民众不信任，就立了一根木头在城墙南门，贴出告示；如有人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赏十金，众人不信。直到将赏金提升至五十金，才有一壮士将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如约赏给了他五十金。这就是史称的“鞅徙木立信”。商鞅以徙木立信不仅挽回了秦国在其百姓中的政治信义和信任，也是其变法施政走向成功的起点。
美国历届政府视国家政治信义如敝履，执政者对选民的屡屡失信和食言而肥，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肆意欺诈和背信弃义，对本国民众和其他国家的伤害一而再，再而三，问题早就积重难返。美国的政治现状之所以如此，也是和美国的政治价值构成直接相关的。众所周知，在资本控制国家并且操纵美国政治运行的前提下，美国的政治价值构成也就逐步地被资本所秉持的商业价值观所浸润、染透并且最终改性置换，从而其国家和政府行为也就体现出唯利是图的特征。
控制美国的大资本集团也就是大商人集团，在这么一群人的价值观构成中，念及苍生和利济天下的观念是根本没有立足之地的，留存其中的只是贪婪无度和向社会掠取、从他人手中剥夺。简言之，美国的政治价值构成也就是资本强奸美国政治的产物，美国政治也就自然成为社会中1%的人游戏，与另外99%的人无关。因此美国政客和执政者也就茫然不知“信义”为何，只能在策略调整的窠臼中兜兜转转了。
商鞅为了挽回秦国的政治信义付出了五十金，五十金对于一个社会底层的勇士的简单劳动而言，似乎昂贵得不可思议；而对于国家信义的复建而言，却又是那么地微不足道。倘若美国政府想挽回在国内外的政治信义的话，是否肯摒弃欺诈的恶习恶行而付诸诚实的行动，并且准备付出必要的代价呢？还有，如果这个代价过大，美国是否准备了足够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来颠覆大商人们控制的体制，并且舍利取义和回归政治的本源呢？事关美国的生死，美国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
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宜审慎
在我国当今的对美政策的讨论中，有关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呼声依然高企。在政策愿望和激情的背后，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保持审慎态度，和美国这种国家打交道，要多留个心眼。
首先，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国是一个在政治信义上堪疑的国家，在中美的交往中，美国也有了很多次出尔反尔和食言而肥的前科。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美国人说话又有多少算数呢？
其次，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上，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国家之间相处，只有双方都具有热情和动力，才能积极向前。而自从我国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以来，美国政府不是接受，而是以施压、漫天要价和挑衅作为回应。
再次，我们必须看到一个显著的战略现实，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中国必然地从全球范围内获取资源，从而推动我国的崛起与复兴。而在美国不肯放弃世界霸权的前提下，如今的世界的绝大部分资源产地和海洋运输都在美国的控制之中。因为资源争夺而引发的中美战略矛盾必然凸显，这一点被双方所意识到。
又次，国家关系始终是对等的，美国和我国的国家关系不再是一种领导和屈从的关系，单纯的利益退让满足不了美国的战略胃口，以利输诚，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续完）
